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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章

所属书籍: 追风筝的人     发布时间:2014-06-10

我捏着方块杰克上下摇动。“恐怕我没他想的那么好。”我说,“不过我想跟你交朋友。我想我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。好不好?你愿意吗?”我轻轻将手放在他手臂上,但他身子后缩。他将牌放下,从凳子上站起来,走回窗边。太阳在白沙瓦落下,天空铺满了红色和紫色的云霞。下面的街道传来阵阵喇叭声,驴子的叫声,警察的哨声。索拉博站在红色的斜晖中,额头靠着玻璃,把手埋在腋下。“是的。”我想起哈桑信里那些话。我告诉亲爱的法莎娜和索拉博很多次,那些我们过去一起长大、玩游戏、在街上追风筝的事情。听到我们过去的恶作剧,他们会大笑起来!“我也得谢谢你,亲爱的索拉博。”我说,“你救了我一命。”注释:我皱眉,试图张开嘴巴,却想起有线。亲爱的阿米尔:那些年来,你一直在怀疑我是否知道。我确实知道。事情发生之后不久,哈桑就告诉我了。你做错了,亲爱的阿米尔,但别忘记,事情发生的时候,你还只是个孩子,一个骚动不安的小男孩。当时你对自己太过苛刻,现在你依然如此——在白沙瓦时,我从你的眼神看出来。但我希望你会意识到:没有良心、没有美德的人不会痛苦。我希望这次你到阿富汗去,能结束你的苦楚。“你饿吗?那边的太太给我一盘饭,但我吃不下。”我说。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,“你想吃吗?”他耸耸肩,一语不发。迷迷糊糊间,我看见一些面孔,停留,又退去。他们弯身望着我,问我问题。他们统统在问。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吗?我身上哪里发痛吗?我知道我是谁,我浑身发痛。我想告诉他们这些,可是痛得无法开口。这些我从前就知道了,也许是一年前,也许是两年前,也许是十年前。我想和一个脸抹胭脂、眼涂黑影的男孩说话。那个孩子。是的,我现在看见他了。我们似乎在轿车里面,那个孩子和我,而我知道开车的不是索拉雅,因为她从来不开这么快。我想跟那个孩子说话——似乎跟他说话是顶要紧的事情。但我忘了自己想说什么,或者为什么跟他说话那么重要。也许我想告诉他,让他别哭了,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也许不是。由于某种我说不上来的原因,我想谢谢那个孩子。那晚,法里德把索拉博接走之后,我展开拉辛汗的信。我尽可能慢慢看,信上写着:“他不能留在白沙瓦。”我喘着气说。阿米尔,你是社会承认的一半,他所继承的财富,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免受刑罚的特权,统统都会再赠给你。也许正是因为这样,我和爸爸在美国才能相处得那么好,我想。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贩售旧货,我们卑微的工作,我们污秽的公寓——美国式的茅舍;也许在美国,当爸爸看到我,他也看到了哈桑的一部分。面孔。他们全都戴着绿色帽子。他们进进出出。他们说话很快,说的语言我不懂。我听见别的声音,别的噪声、哔哔声和警笛声。总有更多的面孔,俯视下来。我谁也记不清了,只忆起一张面孔,头发和克拉克·盖博式的胡子上有啫喱水,帽子上有非洲地图似的污迹。肥皂剧之星。那很好笑。我现在就想笑。但发笑也会疼痛。我们在俾路支的苏莱曼山,爸爸在跟一只黑熊搏斗。他是我小时候的爸爸,飓风先生,高如铁塔,孔武有力,是典型的普什图人;不是盖着毛毯那个萎靡的人,不是那个脸颊深陷、眼神空洞的人。他们,爸爸和黑熊,在一片绿草地来回翻滚,爸爸棕色的卷发飘扬着。黑熊吼叫,或许那是爸爸的叫声。唾沫和血液飞起,熊掌和人手相击。他们倒在地上,发出巨响,爸爸坐在黑熊的前胸,手指插进它的鼻孔。他抬头望向我。他是我。我在和黑熊搏斗。他在我旁边的凳子上坐下,我给他发了五张牌。“当你爸爸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我们经常一起玩这游戏。特别是在冬季,天下雪、我们不能出去的时候,我们常常玩到太阳下山。”“他说你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。”他说。法里德摆摆手:“我的儿子是还小,但他们很聪明。他们知道如何保护他们的妈妈和姐妹。”他笑着说,“再说,我又没说替你白干。”阿曼德双臂抱胸,他的小臂毛茸茸的,戴着一条结婚金链。“你肯定在想你在哪儿,发生什么事了。那很正常。手术后总是有这种茫然的状态。所以我会把我知道的告诉你。”隔日,法里德和索拉博前来探望。“你今天知道我们是谁吗?你记得吗?”法里德半开玩笑地说。我点头。法里德点点头,不再追问。我突然发觉,就在我们离开白沙瓦、前往阿富汗到现在,不知什么时候起,我们已经成了朋友。“我也有一直想要问的事情。”“我非走不可。”我说,“谢谢你,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。真的。但我必须离开。”我的心一沉:“他……”“你今天的工作是排便。你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开始喂你吃流食。不见粪便,不给食物。”他又哈哈大笑。我又能说话的时候,跟法里德说我的要求:“拉辛汗说他们住在白沙瓦。”“真替你感到遗憾,因为我是玩番吉帕的高手,全世界都知道。”在我床头柜子中间的抽屉里面,我找到一本旧《国家地理》杂志,一支用过的铅笔,一把缺了些梳齿的梳子,还有我汗流满面努力伸手去拿的:一副扑克牌。早些时候我数过,出乎意料的是,那副牌竟然是完整的。我问索拉博想不想玩。我没指望他会回答,更别说玩牌了。自我们离开喀布尔之后,他一直很安静。但他从窗口转身说:“我只会玩‘番吉帕’。”原来那个有着克拉克·盖博胡子的男人叫法鲁奇大夫。他根本不是肥皂剧明星,而是一个专治颅颈的外科医师。不过我总是把他当成阿曼德,某出背景设在一个热带岛屿的肥皂剧的主角。脚上打石膏那个老家伙用乌尔都语说了几句。我朝他耸耸肩,摇摇头。他指着自己的脸,轻轻拍打,嘴巴咧得大大的,露出没有牙齿的笑容。“很好,”他用英语说,“安拉保佑。”就这样,我哭起来。我呼吸急促,泪水从脸上冲下,刺痛嘴唇翻开的肉。他默默不语,没跟我握手。我把手放下,“我喜欢你的新衣服。”我低声说。我刚把镜子放下,法里德和索拉博就进来了。索拉博坐在凳子上,头倚着病床的护栏。艾莎!想起来了。拉辛“也许你应该将他们的名字写下来。”法里德说,慎重地看着我,似乎在想着接下来我又会为什么而崩溃。我在一张纸巾上写下他们的名字:“约翰和贝蒂·卡尔德威。”我拉起病服的袖子,抹抹眼睛,把信折好,放在我的褥子下面。“那是我儿子的。”法里德说,“这些衣服他穿不下了。我觉得它们穿在索拉博身上真好看。”他说索拉博可以跟着他,直到我们为他找到去处。“我们房间不够,但我能怎么办呢?我不能任他露宿街头。再说,我的孩子们也很喜欢索拉博。对吧,索拉博?”但那个男孩只是低着头,将线缠在手指上。“为你,千千万万遍。”法里德说。“他……他跟你怎么说起我们?”我知道到头来,真主会宽恕。他会宽恕你父亲,宽恕我,还有你。我希望你也一样。如果你可以的话,宽恕你父亲。如果你愿意的话,宽恕我。但,最重要的是,宽恕你自己。他看着我的手,然后看着我。“你是爸爸跟我说过的阿米尔老爷吗?”他说。你永远的朋友“他走了。”当护士——不是艾莎,而是一个我想不起名字的红发女子——拿着针筒走进来,问我要不要打一针吗啡,我说好。法里德耸耸肩:“房东也不知道。他说拉辛汗留下那封信和钥匙给你,就走了。”他看看手表,“我得走了。走吧,索拉博。”“你想说话吗?”我不断清醒了又昏过去。他又摇摇头。法里德低声说:“一旦你能走动,我会带你去伊斯兰堡①。那儿也不尽安全,巴基斯坦没有安全的地方,但好过在这里。至少这能为你赢得一些时间。”我突然不想问,我害怕听到答案。“拉辛汗。”我说。“你怎么啦?”法里德紧张地说。那天晚上,在艾莎和一名男性护理的帮助下,我跨了第一步。我一只手抓住装着滑轮的输液架,另一只手扶在助理的前臂上,绕了房间一圈。十分钟后,我回到床边,体内肺腑翻涌,也冒出浑身大汗。我躺在床上,喘息着,耳边听到心脏怦怦跳,心里十分想念我的妻子。我想跟他说我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,我是个作家。我想要张开嘴,又忘记缝着线了。“你几乎寸步难行。”“我能走到走廊那边,再走回来。”我说,“我会没事的。”计划是这样的:离开医院,从保险箱里面把钱取出来,付清医药费,开车到那家恤孤院,把索拉博交给约翰和贝蒂·卡尔德威。然后前往伊斯兰堡,调整旅行计划,给我自己几天时间,等身子好一些就飞回家。


我摇摇头。至于我,是该走的时候了。我来日无多,而我希望独自度过。请别找我。这是我最后的请求。“不,只是……走了。”他递给我一张折好的信纸,还有一把小钥匙。“我前去寻他,房东把这个交给我。他说我们走后隔日,拉辛汗也走了。”我们到银行取钱。经理是个大腹便便的男人,腋窝下有汗渍;他不断露出笑脸,告诉我银行的人从未碰过那笔钱。“绝对没有。”他郑重地说,摇着他的食指。阿曼德也那样做过。带着这么一大袋钱开车驶过白沙瓦,真有点胆战心惊。另外,我怀疑每个看着我的大胡子都是阿塞夫派来的塔利班杀手。而令我恐惧的是:白沙瓦有很多大胡子,他们都盯着我。“他去哪里?”“是的,阿米尔老爷,他不能。”法里德说,他听出我言下之意,“我很抱歉,我希望我……”他摇摇头。他出了一张牌,从牌堆抽起一张。他望着牌思考的时候,我偷偷看着他。他很多地方都像他父亲:将牌在手里展成扇形的样子,眯眼看牌的样子,还有他很少看别人眼睛的样子。法里德摇摇头:“你还不明白……”阿曼德皱眉,扬起一道眉毛,看上去有点自以为是。“你在白沙瓦的医院。你在这儿两天了。你伤得很重,阿米尔,我得对你说。要我说,你能活下来真的很幸运,我的朋友。”他一边说,一边伸出食指,像钟摆那样来回晃动。“你的脾脏破裂,幸运的是,很可能是后来才破裂的,因为你的腹腔有出血的初期症状。我那些普通外科的同事已经给你做了脾切手术。如果它破裂的时间早一些,你也许会流血致死。”他拍拍我的手臂,插着输液管那边,露出笑脸。“你还断了七根肋骨,其中有根引发气胸。”我的嘴巴不对劲。那东西插进我的胸膛。“你身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创口。也就是‘伤口’。”“也就是说,你的肺被刺破了。”阿曼德解释说,他拉着我左侧的一根透明塑料管,胸腔又传来阵痛。“我们用这根胸管弥合裂口。”我顺着那根管子,看见它一头插在我胸前的绷带之下,另一头插在装着半罐水柱的容器里面。泡泡的声音就是从那儿传来的。次日清早,他们拿掉我的胸管,阿曼德让工作人员准备给我喝些苹果汁。艾莎在我床头的柜子上放下一杯果汁,我问她要一面镜子。她把眼镜举在额头上,拉开窗帘,让朝晖射进房间。她转过头说:“过几天会好看一些。去年我女婿骑摩托出了车祸,他那张英俊的脸摔在柏油路上,青肿得像个茄子。现在他又是那么英俊了,像个罗丽坞的电影明星。”尽管她一再安慰,望向镜子,看到它里面那个硬要说是我的脸的东西,我还是差点窒息。看上去好像有人在我脸皮下面插了根气管,然后朝里面泵气。我双眼青肿。最糟糕的是我的嘴,那一大块青紫红肿的东西,满是淤血和缝线。我试图微笑,嘴唇掠过一阵痛楚。看来我很长时间不能这么做了。我左边脸颊也缝着线,就在颧骨下面,额头上的缝口在发际线之下。无论如何,计划就是这样,直到那天早晨法里德和索拉博来临。“你的朋友,约翰和贝蒂·卡尔德威,他们不在白沙瓦。”法里德说。“没关系的,法里德。”我说,设法挤出一个疲惫的微笑,“你还得养家糊口。”现在有条狗站在汽车旁边,用后腿支撑着身子,前爪搭在车门上,摇着尾巴。“我想他现在应该到伊斯兰堡去。”我说。“谢谢你。”我低声说。我想问他线的事情。手术后?艾莎在哪里?我想看见她的微笑,想拉着她柔软的手。我在哪儿?我想问,但无法张口。我皱眉,呻吟。阿曼德笑起来,他的牙齿真白。“我们还没好好地相互介绍呢。”我说,朝他伸出手,“我是阿米尔。”①Islamabad,巴基斯坦首都。“还没好,阿米尔。”他说,“不过快了,拆了线就好。”他的英语带有浓厚的乌尔都语翘舌音。我惊醒。那个瘦长的黑汉子又在我床边。他叫法里德,我现在想起来了。我和他还有一个男孩在车里。他的脸让我想起了铃铛声。我口渴。“当然,”法里德说,“做晚祷之前我会来接他。”“我们该怎么安置他?”法里德说,陪着我慢慢从医院的付账办公室走回汽车。索拉博在陆地巡洋舰的后座上,摇下车窗,掌心托着下巴,望着街上过往车辆。我昏过去。我花了十分钟才将棉袍穿上。他们在我胸膛开过插胸管的口子,我抬手的时候那儿痛得厉害;而且每次倾斜身体,总是脏腑翻动。我将一些随身物品收进一个棕色的纸袋,累得气喘吁吁。但法里德带着那个消息到来之前,我已经设法准备妥当,坐在床沿。索拉博挨着我,坐在床上。我昏过去。“赞美安拉!”他说,喜气洋洋,“不用再说废话了。”我无法向你形容,在听到你父亲的死讯之后,我心里的悲恸有多么深。我爱他,因为他是我的朋友,但也因为他是个好人,也许甚至是个了不起的人。而我想让你明白的是,你父亲的深切自责带来了善行,真正的善行。我想起他所做的一切,施舍街头上的穷人,建了那座恤孤院,把钱给有需要的朋友,这些统统是他自我救赎的方式。而我认为,亲爱的阿米尔,当罪行导致善行,那就是真正的获救。“我一直想问,”法里德有点犹疑地说,“在那座屋子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?你和那个塔利班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?”“为什么?”我昏过去。法里德把纸巾叠好,放进口袋。“我会尽快找到他们。”他说。他转向索拉博:“至于你,我今晚再来接你。别累着阿米尔老爷。”隔日,索拉博和我仍是默默无语,几乎整天都在玩“番吉帕”。又那样度过一天。我们只是玩着“番吉帕”,几乎没有说过话,我斜倚在床上,他坐在三脚凳上。除了我在房间里走动,或者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去,我们一直都在打牌。那天深夜我做了个梦。我梦见阿塞夫站在病房的门口,眼眶仍嵌着铜球。“我们是同一种人,你和我。”他说,“你跟他一个奶妈,但你是我的孪生兄弟。”我给你留下一些钱,实际上,我所能留下的,也无非就是这些了。我想你若回到这儿,兴许会有些开销,而那些钱足够让你用的了。白沙瓦有个银行,法里德知道在哪里。钱存在保险箱里面,我给你留了钥匙。但索拉博走到窗边,几只鸽子在窗台上来回走动,啄食着木头和面包碎片。“什么?”她说她叫艾莎,“跟先知的妻子一样”。她头发有些灰白,从中间分开,扎着马尾辫;她的鼻子穿着太阳形状的扣子。她戴着眼镜,双眼看上去突出。她也穿绿色衣服,她的手很柔软。她看着我凝望她的笑容。用英语说话。有东西插进我胸膛一侧。“最严重的创口在上唇。”阿曼德说,“冲击力让你的上唇裂成两半,从人中裂开。不过别担心,整容医师帮你缝好了,他们认为你会恢复得很好,不过那儿会有道伤痕。这可避免不了。”“谢谢你,法里德。”我透过缝着线的下巴说。阿曼德说得对——我听起来确实像《教父》里面那个阿尔·帕西诺。而我的舌头让我大吃一惊:它伸过我赖以进食的牙齿原来所在的地方,却是空空荡荡。“说真的,谢谢你替我做的一切。”我们就那样坐了一会,默不作声,我倚在床上,背后垫着两个枕头;索拉博坐在床边的三脚凳上。我不知不觉睡着了,醒来的时候,天色已经有点昏暗,影子变长,而索拉博仍坐在我身边。他仍在看着自己的双手。安拉保佑,愿你毫发无损地看到这封信。我祈祷我没让你受到伤害,我祈祷阿富汗人对你不至于太过刻薄。自从你离开那天,我一直在为你祈祷。“他们去哪了?”我问。线?“你要去哪里?”阿曼德说。我昏过去。有个男人站在我床边。我认识他。他皮肤黝黑,又高又瘦,胡子很长。他戴着帽子——这些帽子叫什么名字来着?毡帽?帽子斜斜戴在一边,像极了某个我现在想不起来的著名人物。我认识这个男人,几年前,他开车送我到某个地方,我认识他。我的嘴巴不对劲。我听到一阵泡泡的声音。我又何曾做过什么正确的事呢?我昏过去。“法鲁奇大夫说……”“你好吗?”我问索拉博。他耸耸肩,看着自己的手。“我想他们也许已经来过了。”我喃喃说。我突然想起那个留着胡子的男人,他走进房间,只是站在那儿盯着我。“你左边眶骨组织破裂,就是你左眼眶的骨头,我们也替你修好了。你下巴的线要过六个星期才能拆,”阿曼德说,“在那之前,只能吃流食和奶昔。你会消瘦一些,而且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,你说话会像电影《教父》第一部里面那个阿尔·帕西诺一样。”他笑起来,“但你今天需要完成一项工作,你知道是什么吗?”“亲爱的法里德,这会把你也拖下水的。也许你不应该被他们见到跟我在一起,你有家庭需要照顾。”到伊斯兰堡要四个小时,我几乎一路睡过去。我梦到很多东西,而我所记得的,只有大杂烩似的景象,栩栩如生的记忆碎片如同旋转架上的名片,不断在我脑里闪过。爸爸为我十三岁生日腌制羊肉。索拉雅和我初尝云雨,太阳从东边升起,我们耳里仍有婚礼音乐的袅袅余音,她涂了指甲花的手和我十指相扣。爸爸带我和哈桑到贾拉拉巴特的草莓地——主人告诉我们,只要买四公斤,我们就可随意大吃,最后我们两个撑得肚子发痛。哈桑的血从臀部的裤子滴下来,滴在雪地上,看上去那么暗,几乎是黑色的。血缘是最重要的,我的孩子。雅米拉阿姨拍拍索拉雅的膝盖说,只有真主最清楚,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。睡在爸爸房子的屋顶上。爸爸说惟一的罪行是盗窃。当你说谎,你偷走了人们知道真相的权利。拉辛汗在电话里,告诉我那儿有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。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……我右臂灼痛。那个戴着眼镜和鼻子穿着太阳状扣子的女人弯身在我的臂膀上,插进一根透明的塑料管子。她说那是“钾”。“好像被蜜蜂叮了一下,对吧?”她说。确实是。她叫什么名字?似乎和先知有关。我也认识她好几年了。她过去常常扎着马尾辫,现在它朝后梳,挽成发髻。我和索拉雅初次交谈的时候,她也是这个发型。那是什么时候?上个星期吗?“我认为你在这里呆得太久不安全。”法里德降低声音说,“塔利班在这里有朋友,他们会开始搜寻你。”“我去过美国领事馆,”法里德提起我的袋子说,“白沙瓦从来没有叫约翰和贝蒂·卡尔德威的人。领事馆的人说,没有这两个人。无论如何,白沙瓦这里没有。”“就算你愿意,我也不会答应啊。”我说。我忘了自己无法微笑,想挤出个笑脸,一丝血从下巴流下来。“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?”“因为拉辛汗说……”亲爱的阿米尔,我深知在你成长过程中,你父亲对你有多么严厉。我知道你有多么痛苦,多么渴望得到他的宠爱,而我为你感到心痛。但你父亲是一个被拉扯成两半的男人,亲爱的阿米尔:被你和哈桑。他爱你们两个,但他不能公开表露对哈桑的爱,以尽人父之责。所以他将怨气发泄在你身上——你恰好相反,阿米尔,你是社会承认的一半,他所继承的财富,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免受刑罚的特权,统统都会再赠给你。当他看到你,他看到自己,还有他的疚恨。你现在依然愤愤不平,而我明白,要你接受这些为时尚早。但也许有朝一日,你会明白,你父亲对你严厉,也是对自己严厉。你父亲跟你一样,也是个痛苦的人,亲爱的阿米尔。“你能让他在这儿留一会吗?”我说,“迟点再来接他?”我转向索拉博:“你愿意留下来陪我一会儿吗?”“现在出院太早了。”阿曼德抗议说。那天他穿着的并非手术袍,而是一套海军蓝西装,系着黄色领带,头发又涂着啫喱水。“你还在静脉注射抗生素期间,还有……”他摇摇手,脸色有点尴尬:“别这么说,没什么好谢的。”我转向索拉博。他穿着新衣服,淡蓝色的棉布长袍,看上去尺寸大了一些,还戴着黑色的无边便帽。他低头看着脚,手里拨弄着床边弯曲的输液管。我们默默玩着。第一盘我赢了,让他赢了第二盘,接下来五局没使诈,但都输了。“你打得跟你父亲一样好,也许还要好一些。”我输了最后一局之后说,“我过去经常赢他,不过我觉得那是他让我的。”我顿了顿,又说:“你父亲和我是吃同一个女人的奶长大的。”稍后,艾莎帮我换输液管,又善解人意地摇起床头。随后,我想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。脾脏破裂。牙齿脱落。肺被刺穿。眼眶裂开。当我看见窗台上有只鸽子啄食碎面包的时候,忍不住想起阿曼德或者法鲁奇大夫适才说过的话。冲击力让你的上唇裂成两半,他说,从人中裂开。从人中裂开,像兔唇那样。“我不能说。”第二天早晨,我告诉阿曼德我想离开。你父亲跟你一样,也是个痛苦的人。拉辛汗这样写道。也许是吧,我们都曾犯下罪行,出卖别人。可是爸爸找到一条将负疚变成善行的路。而我所做的,除了将罪行发泄在那个被我背叛的人身上,然后试图全都忘掉之外,我还做过什么?除了让自己夜不能寐之外,我还做过什么?我的房间还有其他三个病人。两个年纪较大,一个脚上浇着石膏,另外那个患有哮喘,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,刚割过阑尾炎。浇石膏那个老家伙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,他的眼睛来回看着我和那个坐在一张小矮凳上的哈扎拉男孩。我室友的家人——长罩衫光鲜的老太婆、孩子、戴无边便帽的男子——喧闹地在病房进进出出。他们带来炸蔬菜饼、馕饼、土豆饼和印度饭。偶尔还有人只是走进屋子,比如刚刚在法里德和索拉博来之前,有个高高的大胡子就进来过,身上裹着棕色的毛毯。艾莎用乌尔都语问他话,他不理不睬,自顾用眼光扫射房间。我认为他看着我的时间长得有点不对头。那护士又跟他说话,他只是转过身离开。索拉博在我身旁翻阅着那本旧《国家地理》。“这么说吧,我们都是罪有应得。”我说。我一只手掩着脸,一只手挡在前面。我知道整个房间都在看着我。而后,我觉得很累,很空虚。“对不起。”我说。索拉博露出担忧的神色望着我。“我不是说出院,我是说离开白沙瓦。”我将你交在真主手中。“我知道。”亲爱的阿米尔,那些年来,我们一直瞒着你,我感到羞耻。你在白沙瓦大发雷霆并没错。你有权利知道,哈桑也是。我知道这于事无补,但那些年月,我们生活的喀布尔是个奇怪的世界,在那儿,有些事情比真相更加重要。“你知道吗,我们越快让你离开这里越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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