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章

所属书籍: 追风筝的人     发布时间:2014-06-10

察曼挣扎着站起身,用袖子去擦血淋淋的嘴唇,擦掉脸上的口水。他咳嗽,喘息,戴好便帽和眼镜,看到两块镜片都破了,又把眼镜摘下。他双手掩脸。好长一段时间,我们谁也没说话。我们沿着弹坑密布的道路,从贾拉拉巴特,一路蜿蜒驶向喀布尔。我上一次踏上这条征途,是在盖着帆布的卡车中,往相反的方向而去。爸爸差点被那个嗑了毒品的、唱着歌曲的俄国兵射杀——那晚爸爸真让我抓狂,我吓坏了,而最终为他感到骄傲。喀布尔到贾拉拉巴特的车程非常崎岖,道路在山岩之间逶迤颠簸,足以震得人们的骨头咔咔响。如今沿途景象荒凉,正是两次战争遗下的残迹。二十年前,我目睹了第一场战争的一部分。路边散落的东西无情地提醒着它的存在:焚毁的旧俄军坦克残骸、锈蚀的倾覆的军车,还有一辆陷在山脚被撞得粉碎的俄军吉普。至于第二次战争,我曾在电视上见过,现在正透过法里德的眼睛审视着它。他匆匆瞥了一眼照片,“对不起,我从没见过他。”他指着墙边的一排床铺。“我们的床不够,已经有的床也缺少褥子。更糟糕的是,我们没有足够的毛毯。”他让我们看着一个在跳绳的女孩,有两个孩子陪着她。“你们见到那个女孩吗?上个冬天,孩子们不得不共用毛毯。她哥哥被冻死了。”他继续走,“上次我检查的时候,发现仓库里面只有不到够一个月吃的大米了,等用完之后,这些孩子的早饭和晚饭只有面包和红茶可吃了。”我注意到他没提起午饭。①Abdul Rashid Dostum(1954~ ),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。我们离开了坐在那座房子台阶上的老人。我原想带他到他的办公室去,看看他能否想起更多关于我妈妈的事情。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。“被他带走的孩子会怎样?”我问。他那患白内障的眼睛闪出光芒:“‘大漠荒草生息不绝,反教春花盛放凋零。’她那么优雅,那么高贵。真是悲剧啊。”“她叫什么名字?”④Sufism,伊斯兰教一个奉行神秘主义的派别。“谢谢你,老爷。”我说,转身走开。那人放我们进去,自我介绍,他叫察曼,恤孤院的负责人。“我带你们去我的办公室。”他说。法里德看了我一眼,仿佛在说听见和看到不是一回事。他是对的。因为当我们最终驶进喀布尔,我敢肯定,绝对肯定,他一定开错路了。法里德肯定见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,也许在累次载人进出喀布尔之后,他对这种久违了喀布尔的人脸上出现的神情早已习以为常。我用指节敲门:“老爷,老爷,麻烦你开门。我们对他没有恶意。”我想起童年时代,我们在街头和人打架,每次都是哈桑为我挺身而出,一个打两个,有时是三个。我畏缩旁观,心里想帮忙,但总是望而却步,总是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拉退。红色的丰田皮卡慢慢驶过我们。几个脸色严峻的青年人蹲在车斗上,肩膀扛着俄制步枪。他们全都留着大胡子,穿着黑色长袍。有个皮肤黝黑的家伙,看上去二十出头,皱着一双浓眉,手中挥舞着鞭子,有节奏地甩打车身一侧。他溜转的眼睛看见我,和我对望。终我一生,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遮无拦。接着那个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烟丝的口水,眼睛移开。我发现自己又能呼吸了。皮卡沿雅德梅湾驶去,在车后卷起一阵尘雾。“明天到伽兹体育馆去,中场休息的时候你会看到他,他就是那个戴着黑色太阳镜的人。”他捡起他的破眼镜,在手里翻转,“我要你们现在就离开,孩子吓坏了。”我们驶过焚毁的村子,那条狗一动不动。废墟和乞丐,触目皆是这种景象。我记得从前也有乞丐——爸爸身上总是额外带着一把阿富汗尼硬币,分发给他们;我从不曾见过他拒绝乞讨的人。可是如今,街头巷尾都能见到他们,身披破麻布,伸出脏兮兮的手,乞讨一个铜板。而如今乞食的多数是儿童,瘦小,脸色冷漠,有些不超过五六岁。妇女裹着长袍,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沟边,膝盖上是她们的儿子,一遍遍念着:“行行好,行行好!”还有别的,某种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事情:几乎见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们身边——战争把父亲变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。法里德上前几步,把前额贴在门上。“老弟,我们没带塔利班的人来。”他小心翼翼,低声说,“这个男人是想把那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。”“我要杀了他!”他的叫声让我明白,如果我不尽快采取行动,就只好目睹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场谋杀了。“你是这里的负责人。”法里德说,“你的工作是照料这些孩子。”“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。他无论走到哪儿,都会将它塞在裤带上。”“你好,”我说,把宝丽莱照片给他看,“我们在找这个男孩。”“为什么?”隔了一会儿,传来开锁的声音,门缝又露出那张窄窄的脸。他看看我和法里德,对我说:“有件事你说错了。”“别理他。我们走。”法里德说,拉着我的手臂。我们跟着他,穿过阴暗污秽的走廊,孩子们穿着残破的羊毛衫,赤着脚走来走去。我们走过一些房间,没有一间铺着地毯,窗子蒙着塑料膜。房间塞满铁床,但多数没有被褥。“我不是故意的。”我说。我跑到桌子那边,这才发现察曼的叫声为何闷住:法里德扼住他的脖子。我双手抓住法里德的肩膀,使劲拉。他挣脱我。“够了!”我大喊。但法里德的脸涨得通红,张口狂叫:“我要杀了他!你不能阻止我!我要杀了他!”他冷笑。“树上经常躲着狙击手。”“你卖掉孩子!”法里德大怒。“警察局还在那儿。”法里德说,“这座城市不缺警察。但你在雅德梅湾,或者喀布尔任何地方,再也找不到风筝或者风筝铺了。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。”他用铅笔敲桌子,“尽管你答应了,我想我也许会后悔一辈子,不过,也许那样也好。反正我很该死。但如果能帮到索拉博什么……我会告诉你,因为我相信你。看起来你像个负责任的人。”他沉默了好久。“有个塔利班官员,”他低声说,“他每隔一两个月就来一次,带着钱,虽然不多,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好。”他滑溜溜的眼睛看着我,又转开,“通常他会带走一个女孩,但不总是这样。”应门的是个秃顶男人,矮矮瘦瘦,留着蓬松的灰白胡子。他穿着旧斜纹呢夹克,戴着无边便帽,眼镜挂在鼻尖上,有块镜片已经碎裂。眼镜后面,黑豆似的眼珠在我和法里德身上扫来扫去。“你好。”他说。察曼放下手:“我已经有六个月没有收入了。我破产了,因为我毕生的积蓄,都投在这个恤孤院。我卖掉一切财产和遗产,来维持这个凄凉的地方。你以为我没有家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吗?我完全可以像其他人那样一走了之。但我没有,我留下。我留下来,全是为了他们。”他指着门,“如果我拒绝给他一个孩子,他会带走十个。所以我让他带走,让安拉来作决定。我忍气吞声,拿过他那些该死的、肮脏的臭钱,然后到市场去,给孩子买食物。”我们发现新恤孤院在卡德察区北边,紧邻干涸的喀布尔河河堤。那是一座平房,军营式建筑,墙上有裂缝,窗户用木板封上。前去的途中,法里德告诉我说,在喀布尔各个城区中,卡德察区受战争破坏最严重,而当我们下车,证据太明显了。立在满是弹坑的街道两旁的,只有比废墟好不了多少的破落建筑,以及久无人烟的房子。我们走过一具锈蚀的轿车残骸,看到一台半截埋在碎石堆里面、没有荧屏的电视机,一堵涂着黑色“塔利班万岁”标语的墙壁。“你还说自己是负责人?”“你认识我妈妈?”我问,在他身边蹲下。注释: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塔利班。我在电视上、互联网上、杂志封面上、报纸上见过他们。但如今我站在这里,离他们不到五十英尺,告诉自己心里突然涌起的并非纯粹的赤裸裸的恐惧;告诉自己我的血肉没有突然之间压着我的骨头,我的心跳没有加速。他们来了,趾高气扬。“我有印象,”法里德说,“它在几年前被毁了。”“你的朋友说得对,老爷。好像你不该用棍子去捅一条疯狗。”有人说。声音来自一个老乞丐,赤足坐在一座弹印斑斑的建筑的台阶上。他身上的旧衣磨得破烂不堪,戴着肮脏的头巾。他左边眼眶空空如也,眼皮耷拉。他举起患关节炎的手,指着红色皮卡驶去的方向。“他们开着车,四处寻找。希望找到那些激怒他们的人,他们迟早会找到,然后那些疯狗就有得吃了,整天的沉闷终于被打破,每个人都高呼‘真主至尊!’而在那些没人冒犯他们的日子里,嗯,他们就随便发泄。对吧?”法里德笑着说:“烤肉。”“我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它发生。”他拍拍我的肩头,“欢迎你回来。”他忧郁地说。“我能有什么选择呢?”察曼回嘴说,他推着桌子站起来。“不了,谢谢。我们还是谈谈。”“什么?”察曼移开眼光。“跟我来。”“什么?”“他是谁?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?”“那是什么?请告诉我。”爸爸每次向我提起妈妈,总是很含混,比如“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”。但我一直渴望知道细节,比如:她的秀发在阳光下是什么样子,她最喜爱的冰淇淋是什么口味,她最喜欢哼唱的歌是哪一首,她也咬指甲吗?爸爸关于妈妈的记忆,已经随着他长埋地下。也许提起她的名字会唤起他心中的负疚,为她死后他犯下的事情。抑或是因为失去她的伤痛太深,他不忍再度提及。也许两种原因都有。“那些树呢?”我说。“它不难找,就在达鲁拉曼大道西端。”他说,“自从火箭炸毁老恤孤院之后,孩子们就搬到那边去了。真是才脱狼群,又落虎口。”他指着一座遭受祝融之灾的小村落,现在它只是一些黑色的墙壁,没有屋顶。我看见有条狗睡在那些墙壁之下。“我在这里有过一个朋友,”法里德说,“他修理自行车的手艺很棒,手鼓也弹得不错。塔利班杀了他全家,放火烧掉这座村子。”我给了那个老人一张十万阿富汗尼的钞票,大约相等于三美元。他倾着身子过来取钱,身上的臭气——好像酸牛奶和几个星期没洗的臭脚——扑鼻而来,令我欲呕。他匆忙把钱塞在腰间,独眼滴溜溜转。“谢谢你的慷慨布施,老爷。”“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里吗?”我问。老人露出柔和的神情。“我希望我能替你记起来。可是我不记得了。你妈妈走得太久了,我的记忆四散崩塌,像这些房子。对不起。”“你刚才说太迟了是什么意思?”我说。“一个月前,他带走了索拉博。”终于,察曼哽咽着说。手仍掩着脸。“他的弹弓射得很了不起!”“是的,我认识。”老乞丐说,“过去下课后我们常坐在一起交谈。最后一次是下雨天,隔天就期末考试,我们分享一块美味的杏仁蛋糕。杏仁蛋糕,热茶,还有蜂蜜。那时她肚子很大了,变得更加美丽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天对我说的话。”“我从白沙瓦来。”我说,“我有个好朋友认识一对美国夫妇,在那儿开设恤孤院。”我感到那人就在门后。知道他站在那儿,倾听着,犹豫不决,在希望和怀疑之间来回挣扎。“你看,我认识索拉博的父亲,”我说,“名字叫哈桑。他妈妈的名字叫法莎娜。他管他奶奶叫莎莎。他能读书写字,弹弓打得很好。那儿有孩子的希望,老爷,一条生路。麻烦你开门。”老人咳嗽,“从1958年到1996年。我教哈菲兹、迦亚谟、鲁米、贝德尔②、雅米③、萨迪。我甚至还在德黑兰开过讲座,那是在1971年,关于神秘的贝德尔。我还记得他们都起立鼓掌。哈!”他摇摇头,“但你看到车上那些年轻人。你认为在他们眼里,苏菲主义④有什么价值?”“我听说过。”“你教大学?”“我小时候常常路过这儿,前往雅德梅湾。”我喃喃说,“过去这儿商店宾馆林立,遍地食肆和霓虹灯。我经常向一个叫做塞弗的老人买风筝。他在旧警察局旁边开了间小小的风筝铺。”“你还没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呢,老弟,”法里德说,“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呢?”“你的朋友提了个好建议。”老乞丐插嘴说。他咳了一声,把痰吐在油污的手帕上。“原谅我,你能施舍几个阿富汗尼吗?”他喘着气说。“永远不要瞪着他们!你听到了吗?永远不要!”“这里有多少个孤儿?”法里德问。一辆汽车朝我们开来。“大胡子巡逻队。”法里德低声说。“烤羊羔肉。”我说。“你可以停车吗?”我说,“我想在这里走走,很快就好。”察曼用食指和拇指揉揉眼睛:“有时他们会回来。”“喀布尔不是你记忆中那样了。”他说。“她说,‘我很害怕。’我问,‘为什么?’她说,‘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快乐,拉索尔博士,快乐成这样,真叫人害怕。’我问她为什么,她说,‘他们只有准备要剥夺你某种东西的时候,才会让你这么快乐。’我说,‘快别胡说。这种想法太蠢了。’”法里德把车停在一条小巷,旁边有座摇摇欲坠的房子,没有门。“那过去是间药房。”我们下车时法里德咕哝着说。我们走上雅德梅湾,转右,朝西走去。“什么味道?”我说。某些东西熏得我眼泪直流。“谁危险?”


察曼凝望着我,然后他点点头,捡起一支铅笔,在手指间转动。“别说是我告诉你的。”他点点头:“好的。但我首先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有多渴望想找到你的侄儿?”③Ahmad Jami(1048~1141),古代波斯诗人。“索菲亚·阿卡拉米。”“我需要知道。”我们开在一条朝西通往卡德察区的街道上,我记得在1970年代,这可是主要的商业街:雅德梅湾。干涸的喀布尔河就在我们北边。那边的山麓之上,耸立着残破的旧城墙。它东边紧邻的巴拉·希萨堡垒——1992年军阀多斯敦①一度占领这座古代城堡——坐落在雪达瓦扎山脉上。1992年到1996年间,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火箭如雨点般从那座山脉射出来,落进喀布尔城里,造成如今摆在我眼前的浩劫。雪达瓦扎山脉朝西逶迤而去。我记得,“午炮”也是从这些山峦中发出来的,它每天响起,宣告中午来临;在斋月期间,它也是一声信号,意味着白天的禁食可以结束了。那些天,整座城市都能听见午炮的轰鸣。“你怎么回事?”法里德嘘声说。②Abdul Qader Baydel(1644~1720),生活在印度莫卧儿帝国,但用法里语写作,通常被当成阿富汗诗人。原书作Beydel,有误。法里德警告过我。他警告过,可是,到头来,他不过是白费唇舌。“麻烦你。”我补上一句。我笑了。“你第一次看到塔利班。”“我妈妈也在大学教书。”我说。法里德驾轻就熟地避开那条破路上的坑洞。他显然是个性情中人。自从我们在瓦希德家借宿之后,他的话多起来了。他让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,说话的时候看着我。他甚至还微笑了一两次。他用那只残废的手熟练地把着方向盘,指着路边座座泥屋组成的村落,说多年以前,他就认得那里的村民,他们中多数不是死了,就是聚集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。“而有时候死掉的那些更幸运一些。”他说。我脸上绽出笑容,“我知道那首诗,哈菲兹写的。”他送我们出去。一阵悲哀向我袭来。重返喀布尔,犹如去拜访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,却发现他潦倒凄戚,发现他无家可归、身无分文。“放开他!”曾几何时,贾拉拉巴特到喀布尔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,也许多一些。法里德和我开了四个小时才抵达喀布尔。而当我们到达……我们刚驶过玛希帕水库的时候,法里德便警告我。“什么意思?”“我爸爸过去在沙里诺区盖了个恤孤院,旧城那边,就在这里南面。”我说。老人微笑,“我会想想看。这是承诺,记得回来找我。”负责人的办公室是这么一间房子:四面空荡荡的开裂墙壁,一张地毯,一张桌子,两张折叠椅。察曼和我坐下的时候,我看见一只灰色的老鼠从墙洞探出头来,窜过房间。它嗅嗅我的鞋子,我身体一缩,接着它去嗅察曼的鞋子,这才奔出洞开的门。我一语不发。老乞丐点点头,露出微笑。嘴里剩下的牙齿屈指可数,泛黄且弯曲。“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席卷喀布尔的情景,那天多么高兴!”他说,“杀戮结束了!哇,哇!但就像诗人说的:‘爱情看似美好,但带来麻烦。’”“你居然同意?”法里德在我身后说。他冲向桌子,接近察曼。“对对,是他写的。”那老人回答说,“我知道。我过去在大学教过它。”“孩子们在看着,法里德。他们在看着。”我说。他肩膀的肌肉在我手中缩紧,那当头,我以为他不管怎样都会扼着察曼的脖子不放。然而他回头,看到了孩子们。他们默默站在门外,手拉手,有的还哭起来。我觉得法里德的肌肉松弛了,他放手站起来,低头看着察曼,在他脸上吐了一口口水。然后他走到门边,把门关上。“谢谢你。”我说,“太谢谢你了。”我是说真的。现在我知道妈妈曾经喜欢涂了蜂蜜的杏仁蛋糕,还有热红茶,知道她用过“深深地”这个词,知道她曾为快乐烦恼过。我对妈妈的了解,从这个街头老人身上得到的,甚至比从爸爸身上知道的还要多。“柴油。你记得从前这条街道散发着什么味道吗?”“我是他伯伯。”我说。“塔利班走近的时候,你的眼睛要看着地面。”法里德说。门后只有沉默。他站住,转向我:“这里提供的庇护少得可怜,几乎没有食物,没有衣服,没有干净的水。我这里大量过剩的是那些失去童年的孩子。但可悲的是,这些孩子算是幸运的了。我们负荷过重,每天我都要拒绝带着孩子到这里来的母亲。”他朝我走上一步,“你说索拉博还有希望?我祈望你没有说谎,老爷。可是……也许你来得太迟了。”“你这是第一次吗?”“羊羔肉。”法里德说,舔了舔嘴唇。“现在喀布尔城里只有塔利班吃得上羊羔肉啦。”他拉拉我的衣袖,“说起……”“可是哪怕一件小事也好,任何事情都好。”“你们想喝茶吗?我可以去弄一些。”我望着走廊,看见一群孩子,围成一圈跳舞。有个小女孩,左腿从膝盖以下不见了,她坐在破旧的垫子上观望,微笑着,和其他孩子一起拍着手。我看见法里德也在看着那些孩子,他残废的手就挂在身边。我想起瓦希德的儿子……我恍然省悟:如果没有找到索拉博,我绝不离开阿富汗。“告诉我他在哪儿。”我说。法里德垂下眼睛。“哪件?”法里德拉我的手臂。“我们该走了,阿米尔老爷。”他轻声说。我将手臂挣脱出来,“还有呢?她还说什么了?”察曼身子倒在座椅上,双臂抱胸,“我要告诉你的是不愉快的事情,更别提可能还很危险。”“多到我们都装不下了,大概两百五十个。”察曼回头说,“但他们并非全都无亲无故。有很多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父亲,母亲无法抚养他们,因为塔利班不许女人工作。所以她们把孩子送到这里。”他用手做了抹眼泪的动作,伤心地补充道:“这个地方总比街头好,但也好不了多少。这座房子本来就不是给人住的——它过去是仓库,用来存放地毯。所以这里没有热水器,他们留下的井也干了。”他放低声音,“我求过塔利班,跟他们要钱,用来掘一眼更深的井,次数多得记不清了,他们只是转动念珠,告诉我他们没有钱。没有钱。”他冷笑。“你,我。当然还有索拉博,如果还不算太迟的话。”“我跟你说过,他不在这里。”门那边传来他的声音,“现在,请你们走开。”“柴油。”法里德回答说,“这座城市的发电厂总是出毛病,用电得不到保证,人们烧柴油。”“我答应你。”“法里德,坐下!让他说!”但已经太迟了,因为突然间法里德跳上桌子。他纵身而下,将察曼的椅子踢飞,把他按倒在地。察曼在法里德身下挥舞着手,发出声声闷叫。他的脚踢掉一个抽屉,纸片散落在地面。车开走的时候,我从侧视镜看到察曼,他站在门口,一群孩子围在他身边,拉着他松开的衬衣下摆。我看见他戴上那副破眼镜。雅德梅湾业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废墟。那些尚未被彻底摧毁的屋宇赤条条竖在那儿,屋顶破了大洞,墙壁嵌满火箭的弹片。整个街区已经化为瓦砾。我看见一个带着弹孔的招牌斜斜埋在一堆残骸中,上面写着“请喝可口可……”。我看见在那些犬牙交错的砖石废墟中,有座没有窗户的破房子,儿童在里面玩耍。自行车和骡车在孩子、流浪狗和一堆堆废物中穿梭。城市上方是灰蒙蒙的尘雾,河那边,一道青烟袅袅升上天空。门后的男人接过相片,端详着,把它还给我。“不,对不起。我只认得这所机构里面的每一个孩子,但这个看起来很面生。现在,如果你们没别的事情,我得去工作了。”他关上门,上栓。露宿街头的老乞丐恰好认识我妈妈,这在多数非阿富汗人眼里,也许会是匪夷所思的巧合,但我们对此只字不提,默默走回那辆汽车。因为我们知道,在阿富汗,特别是在喀布尔,这样的荒唐事情司空见惯。爸爸过去说过:“把两个素昧平生的阿富汗人关在同一间屋子里,不消十分钟,他们就能找出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。”“冬天的时候被人们砍成柴火了。”法里德说,“俄国佬也砍了不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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