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六章

所属书籍: 追风筝的人     发布时间:2014-06-10

但他不听。他说那关乎尊重。他和法莎娜把家当搬进后院那间破屋子,那个他出生的地方。我求他们搬进楼顶的客房,但哈桑一点都没听进去。“阿米尔少爷会怎么想呢?”他对我说,“要是战争结束,有朝一日阿米尔少爷回来,发现我鸠占鹊巢,他会怎么想?”然后,为了悼念你的父亲,哈桑穿了四十天黑衣服。“奉安拉之名,这个冬天,”哈桑说,“我求真主保佑,生个儿子,给他取我父亲的名字。”“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放弃的,拉辛汗。”哈桑说,他的眼睛仍是又红又肿。“我们会跟你走,我们会帮你照料屋子。”隔日早上他回来了,看上去疲累而憔悴,似乎彻夜未睡。他双手捧起莎娜芭的手,告诉她,如果她想哭就哭吧,但她不用哭,现在她在家里了,他说,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。他抚摸着她脸上的伤疤,把手伸进她的头发里面。在那些炮火稍歇、枪声较疏的日子,哈桑会带索拉博去动物园看狮子“玛扬”,或者去看电影。哈桑教他射弹弓,而且,后来,到了他八岁的时候,弹弓在索拉博手里变成了一件致命的武器:他可以站在阳台上,射中院子中央水桶上摆放着的松果。哈桑教他读书识字——以免他的儿子长大之后跟他一样是个文盲。我和那个小男孩越来越亲近——我看着他学会走路,听着他牙牙学语。我从电影院公园那边的书店给索拉博买童书——现在它们也被炸毁了——索拉博总是很快看完。他让我想起你,你小时候多么喜欢读书,亲爱的阿米尔。有时,我在夜里讲故事给他听,和他猜谜语,教他玩扑克。我想他想得厉害。“你真的想好了吗?”注释:他们给他起名索拉博,那是《沙纳玛》里面哈桑最喜欢的英雄,你知道的,亲爱的阿米尔。他是个漂亮的小男孩,甜蜜得像糖一样,而性子跟他爸爸毫无二致。你应该看看莎娜芭带那个孩子,亲爱的阿米尔。他变成她生活的中心,她给他缝衣服,用木块、破布和稻秆给他做玩具。他要是发热,她会整晚睡不着,斋戒三天。她在锅里烧掉一本回历,说是驱走魔鬼的眼睛。索拉博两岁的时候,管她叫“莎莎”。他们两个形影不离。


我并不想要他们那么做,但他们两个包办了所有做饭洗衣的事情。哈桑悉心照料花园里的花儿,松土,摘掉枯萎的叶子,种植蔷薇篱笆。他粉刷墙壁,把那些多年无人住过的房间抹干净,把多年无人用过的浴室清洗整洁。好像他在打理房间,等待某人归来。你记得你爸爸种植的那排玉米后面的那堵墙吗,亲爱的阿米尔?你和哈桑怎么称呼它?“病玉米之墙”?那年初秋某个深夜,一枚火箭把那墙统统炸塌了。哈桑亲手把它重新建好,垒起一块块砖头,直到它完整如初。要不是有他在那儿,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哈桑笑了,那个老妇人流出泪水。“你的笑是从我这里来的,有没有人告诉过你?而我甚至没有抱过你。愿安拉宽恕我,我甚至没有抱过你。”“而且离巴米扬很近,我们在那儿有熟人。原谅我,拉辛汗。我请求你的原谅。”法莎娜用豆子、芜青、土豆做了蔬菜汤,我们洗手,抓起从烤炉取下的新鲜馕饼,浸在汤里——那是我几个月来吃过的最好的一顿。就在那时,我求哈桑搬到喀布尔,跟我住一起。我把屋子的情况告诉他,跟他说我再也不能独力打理。我告诉他我会给他可观的报酬,让他和他的妻子过得舒服。他们彼此对望,什么也没说。饭后,我们洗过手,法莎娜端给我们葡萄。哈桑说这座村庄现在就是他的家,他和法莎娜在那儿自食其力。我告诉过你,1996年,当塔利班掌权,结束日复一日的战争之后,我们全都欢呼雀跃。我记得那晚回家,发现哈桑在厨房,听着收音机,神情严肃。我问他怎么了,他只是摇摇头:“现在求真主保佑哈扎拉人,拉辛汗老爷。”自从莎娜芭1964年刚生下哈桑不久就跟着一群艺人跑掉之后,我们再也没人见过她。你从来没见过她,阿米尔,但她年轻的时候,她是个美人。她微笑起来脸带酒窝,步履款款,令男人发狂。凡是在街上见到她的人,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,都会忍不住再看她一眼。而现在……1986年,有很多原因促使我到哈扎拉贾特寻找哈桑。最大的一个,安拉原谅我,是我很寂寞。当时,我多数朋友和亲人若不是死于非命,便是离乡背井,逃往巴基斯坦或者伊朗。在喀布尔,那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,我再也没几个熟人了。大家都逃走了。我会到卡德帕湾区散步——你记得吗,过去那儿经常有叫卖甜瓜的小贩出没,看到的都是不认识的人。没有人可以打招呼,没有人可以坐下来喝杯茶,没有人可以说说话,只有俄国士兵在街头巡逻。所以到了最后,我不再在城里散步。我会整天在你父亲的房间里面,上楼到书房去,看看你妈妈那些旧书,听听新闻,看看电视上那些宣传。然后我会做午祷,煮点东西吃,再看看书,又是祷告,上床睡觉。早上我会醒来,祷告,再重复前一天的生活。到了喀布尔之后,我发现哈桑根本没有搬进屋子的意思。“可是所有这些房间都空着,亲爱的哈桑,没有人打算住进来。”我说。翌日早晨,哈桑跟我说,他和法莎娜决定搬到喀布尔,跟我一起住。“你是谁?”我说。但她一语不发,就在那儿瘫下,倒在车道上。我把哈桑喊出来,他帮我把她扶进屋子,走进客厅。我们让她躺在沙发上,除下她的长袍。长袍之下是个牙齿掉光的妇女,蓬乱的灰白头发,手臂上生着疮。她看上去似乎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。但更糟糕的是她的脸。有人用刀在她脸上……亲爱的阿米尔,到处都是刀痕,有一道从颧骨到发际线,她的左眼也没有幸免。太丑怪了。我用一块湿布拍拍她的额头,她睁开眼。“哈桑在哪里?”她细声说。“孩子什么时候出世?”参观完那间泥砖屋之后,我问。屋里一无所有,只有磨损的褥子,几个盘子,两张坐垫,一盏灯笼。我们走进屋里。里面有个年轻的哈扎拉女人,肤色较淡,在屋角缝披肩。她显然怀孕了。“这是我的妻子,拉辛汗。”哈桑骄傲地说,“她是亲爱的法莎娜。”她是个羞涩的妇人,很有礼貌,说话声音很轻,只比耳语大声一点,她淡褐色的美丽眼睛从来不和我的眼光接触。但她那样看着哈桑,好像他坐在皇宫内的宝座上。可是即使这样,我仍能勉力维持。至少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吧。但当我听到你爸爸的死讯……在这座屋子里面,我第一次感到让人害怕的寂寞。还有无法忍受的空虚。1990年冬天,莎娜芭把哈桑的儿子接生出来。那时还没有下雪,但冬天的寒风呼啸着吹过院子,吹弯了苗圃里的花儿,吹落了树叶。我记得莎娜芭用一块羊毛毯抱着她的孙子,将他从小屋里面抱出来。她站在阴暗的灰色天空下,喜悦溢于言表,泪水从她脸上流下,刺人的寒风吹起她的头发,她死死抱着那个孩子,仿佛永远不肯放手。这次不会了。她把他交给哈桑,哈桑把他递给我,我在那个男婴耳边,轻轻唱起《可兰经》的经文。哈桑放下她的手,冲出房子。我跟着他后面,但他跑得太快了。我看见他跑上那座你们两个以前玩耍的山丘,他的脚步踢起阵阵尘土。我任他走开。我整天坐在莎娜芭身边,看着天空由澄蓝变成紫色。夜幕降临,月亮在云层中穿梭,哈桑仍没回来。莎娜芭哭着说回来是一个错误,也许比当年离家出走错得更加厉害。但我安抚她。哈桑会回来的,我知道。在哈桑和法莎娜照料下,她康复了。他们喂她吃饭,替她洗衣服。我让她住在楼上一间客房里面。有时我会从窗户望出去,看见哈桑和他母亲跪在院子里,摘番茄,或者修剪蔷薇篱笆,彼此交谈。他们在补偿所有失去的那些岁月,我猜想。就我所知,他从来没有问起她到哪里去了,或者为什么要离开,而她也没有说。我想有些事情不用说出来。但是,感谢真主,我在那儿找到他。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——我所做的,不过是在巴米扬问了几个问题,人们就指引我到他的村子去。我甚至记不起那个村子的名字了,也不知道它究竟有没有名字。但我记得那是个灼热的夏天,我开车驶在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,路边除了被晒蔫的灌木、枝节盘错而且长着刺的树干、稻秆般的干草之外,什么也没有。我看见路旁有头死驴,身体开始发烂。然后我拐了个弯,看到几间破落的泥屋,在右边那片空地中间,它们后面什么也没有,只有广袤的天空和锯齿似的山脉。“让我看看你。”我说。他退后一步。他现在可高了——我踮起脚尖,仍只是刚刚有他下巴那么高。巴米扬的阳光使他的皮肤变得更坚韧了,比我印象中黑得多,他有几颗门牙不见了,下巴上长着几撮稀疏的毛。除此之外,他还是那双狭窄的绿眼睛,上唇的伤痕还在,还是那张圆圆的脸蛋,还是那副和蔼的笑容。你一定会认出他的,亲爱的阿米尔,我敢肯定。①Ahmad Shah Massoud(1953~2001),20世纪80年代组织游击队在阿富汗潘杰希尔谷地抗击苏联游击队,1996年后为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。“当然,”我说,“你不用向我道歉,我知道。”他们执意留我过夜。我在那儿住了一晚。法莎娜给我弄了个铺位,给我一杯井水,以便渴了可以喝。整个夜里,我听见她低声跟哈桑说话,听着他哭泣。在那屋子的围墙之外,战争如火如荼。但我们三个,在你爸爸的房子里,我们自己营造了小小的天堂。自1980年代晚期开始,我的视力就衰退了,所以我让哈桑给我读你妈妈的书。我们会坐在门廊,坐在火炉边,法莎娜在厨房煮饭的时候,哈桑会给我念《玛斯纳维》或者《鲁拜集》。每天早晨,哈桑总会在蔷薇花丛那边小小的坟堆上摆一朵鲜花。哈桑垂下眼光。他告诉我说,阿里和他的表亲——这个屋子是他的——两年前被地雷炸死了,就在巴米扬城外。一枚地雷。阿富汗人还有其他死法吗,亲爱的阿米尔?而且我荒唐地觉得,一定是阿里的右脚——他那患过小儿麻痹的废脚——背叛了他,踩在地雷上。听到阿里去世,我心里非常难过。你知道,你爸爸和我一起长大,从我懂事起,阿里就陪伴着他。我还记得那年我们都很小,阿里得了小儿麻痹症,差点死掉。你爸爸整天绕着屋子走来走去,哭个不停。几个星期后,塔利班禁止斗风筝。隔了两年,在1998年,他们开始在马扎里沙里夫屠杀哈扎拉人。他们把家当放在几块破布中间,绑好那些布角。我们把那个包袱放在别克车里。哈桑站在门槛,举起《可兰经》,我们都亲了亲它,从下面穿过。然后我们前往喀布尔。我记得我开车离开的时候,哈桑转过头,最后一次看了他们的家。“我在这里。”哈桑说,他拉起她的手,紧紧握住。冬天,哈桑带他儿子追风筝。那儿再也没有过去那么多风筝大赛了——因为缺乏安全,没有人敢在外面待得太久——但零星有一些。哈桑会让索拉博坐在他的肩膀上,在街道上小跑,追风筝,爬上那些挂着风筝的树。你记得吗,亲爱的阿米尔,哈桑追风筝多么在行?他仍和过去一样棒。冬天结束的时候,哈桑和索拉博会把他们整个冬天追来的风筝挂在门廊的墙上,他们会像挂画像那样将它们摆好。她活到他四岁的时候,然后,某个早晨,她再也没有醒来。她神情安详平静,似乎死得无牵无挂。我们在山上的墓地埋了她,那座种着石榴树的墓地,我也替她祷告了。她的去世让哈桑很难过——得到了再失去,总是比从来就没有得到更伤人。但小索拉博甚至更加难过,他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,找他的“莎莎”,但你知道,小孩就是那样,他们很快就忘了。②Burhanuddin Rabbani(1940~ ),阿富汗政治家,1992年至1996年任阿富汗总统。在巴米扬,人们说我很会很容易就找到他——整个村庄,只有他住的屋子有垒着围墙的花园。那堵泥墙很短,有些墙洞点缀在上面,围住那间小屋——那真的比一间破茅舍好不了多少。赤着脚的孩子在街道上玩耍,用棒子打一个破网球,我把车停在路边,熄了火,他们全都看着我。我推开那扇木门,走进一座院子,里头很小,一小块地种着干枯的草莓,还有株光秃秃的柠檬树。院子的角落种着合欢树,树荫下面摆着烤炉,我看见有个男人站在旁边。他正在把生面团涂到一把木头抹刀上,用它拍打着烤炉壁。他一看到我就放下生面团,捧起我的手亲个不停。于是有一天,我给别克车加油,驶向哈扎拉贾特。我记得阿里从你家离开之后,你爸爸告诉我,说他和哈桑搬到一座小村落,就在巴米扬城外。我想起阿里在那儿有个表亲。我不知道哈桑是否还在那儿,不知道是否有人认识,或者知道他在哪里。毕竟,阿里和哈桑离开你爸爸的家门已经十年了。1986年,哈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,应该是22岁,或者23岁,如果他还活着的话,就是这样的——俄国佬,但愿他们因为在我们祖国所做的一切,在地狱里烂掉,他们杀害了我们很多年轻人。这些我不说你也知道。那年深秋,法莎娜生了个死产的女婴。哈桑亲吻那个婴儿毫无生气的脸,我们将她葬在后院,就在蔷薇花丛旁边,我们用白杨树叶盖住那个小坟堆。我替她祷告。法莎娜整天躲在小屋里面,凄厉地哭喊。母亲的哀嚎。我求安拉,保佑你永远不会听到。“说到阿里,他在哪儿?”那时——应该是1995年——俄国佬已经被赶走很久了,喀布尔依次落在马苏德①、拉巴尼②和人民圣战者组织手里。不同派系间的内战十分激烈,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一天结束。我们的耳朵听惯了炮弹落下、机枪嗒嗒的声音,人们从废墟爬出来的景象也司空见惯。那些日子里的喀布尔,亲爱的阿米尔,你在地球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像地狱的地方了。瓦兹尔·阿克巴·汗区没有遭受太多的袭击,所以我们的处境不像其他城区一样糟糕。“战争结束了,哈桑,”我说,“很快就会有和平,奉安拉之名,还有幸福和安宁。再没有火箭,再没有杀戮,再没有葬礼!”但他只是关掉收音机,问我在他睡觉之前还需要什么。1990年年初,法莎娜又怀孕了。也是在这一年,盛夏的时候,某天早晨,有个身披天蓝色长袍的女人敲响前门,她双脚发抖,似乎孱弱得连站都站不稳。我问她想要什么,她沉默不语。因为患了关节炎,照料房子对我来说越来越难。我的膝盖和后背总是发痛——早晨我起床之后,至少得花上一个小时,才能让麻木的关节活络起来,特别是在冬天。我不希望你父亲的房子荒废,我们在这座房子有过很多美好的时光,有很多记忆,亲爱的阿米尔。你爸爸亲自设计了那座房子,它对他来说意义重大,除此之外,他和你前往巴基斯坦的时候,我亲口应承他,会把房子照料好。如今只有我和这座房子……我尽力了,我尽力每隔几天给树浇水,修剪草坪,照料花儿,钉牢那些需要固定的东西,但,就算在那个时候,我也已经不再是个年轻人了。“我不该到这里来,”我说,“你是对的,亲爱的哈桑,这儿有你的生活。我到这里来,要求你放弃一切,真是太冒失了。需要得到原谅的人是我。”喝完蔬菜汤又喝茶,喝到一半,哈桑问起你来。我告诉你在美国,但其他情况我也不清楚。哈桑问了很多跟你有关的问题。你结婚了吗?你有孩子吗?你多高?你还放风筝吗?还去电影院吗?你快乐吗?他说他跟巴米扬一个年老的法尔西语教师成了朋友,他教他读书写字。如果他给你写一封信,我会转交给你吗?还问我,你会不会回信?我告诉他,我跟你爸爸打过几次电话,从他口里得知你的情况,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接着他问起你爸爸。我告诉他时,他双手掩着脸,号啕大哭。那天晚上,他像小孩一样,抹了整夜的眼泪。她那只完好的眼打量着他。“我走了很久很远,来看看你是否像我梦中见到那样英俊。你是的。甚至更好看。”她拉着他的手,贴近她伤痕累累的脸庞。“朝我笑一笑,求求你。”他点点头,把头垂下。“老爷待我就像父亲一样……真主保佑他安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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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章

  1. 匿名 于2018-03-05 11:13 说道:

    战争好残酷

第十六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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