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三章

所属书籍: 追风筝的人     发布时间:2014-06-10

我卖掉爸爸的大众巴士,时至今日,我再也没回到跳蚤市场去。每逢周五,我会开车到墓地去,有时,我发现墓碑上摆着一束新鲜的小苍兰,就知道索拉雅刚刚来过。清真寺的男人区是个巨大的正方形房间,铺着阿富汗地毯,薄薄的褥子井然有序地排列着。男人们把鞋脱在门口,鱼贯进入房间,盘膝坐在褥子上。有个毛拉对着麦克风,诵读《可兰经》的章节。根据风俗,我作为死者的家人坐在门边。塔赫里将军坐在我身边。透过洞开的大门,我看见轿车越停越多,阳光在它们的挡风玻璃上闪耀。从车上跳下乘客,男人穿着黑色的西装,女眷身穿黑色的衣服,头部则笼罩白色面纱。“让我们永远别提这个了,好吗?”“怎么了?”“没有什么能改变,索拉雅。”“你怎么想呢,亲爱的阿米尔?”雅米拉阿姨问。当时将军坐在她身旁:“我的孩子,关于收养……这件事,我不知道对我们阿富汗人来说是否合适。”索拉雅疲惫地看着我,幽幽叹气。某天,我去药房给爸爸买吗啡回家。刚关上门,我看见索拉雅匆匆把某些东西塞到爸爸的毛毯下面。“喂,我看见了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?”我说。“事情已经过去了,”我说,撩拨着她的秀发,“谁在乎呢?”第二年,索拉雅也跟着进了圣荷塞州立大学,主修教育,这令她父亲大为光火。由于我和索拉雅没有经历过订婚期,我对塔赫里一家的了解,多半是来自婚后。例如,将军患有严重的偏头痛,每月发作一次,持续将近一个星期。当头痛难忍的时候,将军到自己的房间去,脱光衣服,关掉电灯,把门锁上,直到疼痛消退才走出来。他不许任何人进去,不许任何人敲门。他终究会出来,穿着那身灰色的西装,散发着睡眠和床单的气味,血红的双眼浮肿。我从索拉雅口中得知,自她懂事起,将军就和塔赫里太太分房睡。我还知道他有时很小气,比如说他妻子把菜肴摆在他面前,他会尝一口,就叹着气把它推开。“我给你做别的。”塔赫里太太会说。但他不理不睬,阴沉着脸,只顾吃面包和洋葱。这让索拉雅很恼怒,让她妈妈哭起来。索拉雅告诉我,说他服用抗抑郁的药物。我了解到他靠救济金生活,而他到了美国之后还没工作过,宁愿用政府签发的支票去换现金,也不愿自贬身份,去干那些与他地位不配的活儿。至于跳蚤市场的营生,在他看来只是个爱好,一种可以跟他的阿富汗朋友交际的方式。将军相信,迟早有一天,阿富汗会解放,君主制会恢复,而当权者会再次征召他服役。所以他每天穿上那身灰色套装,捂着怀表,等待时来运转。但她发现,我不仅是听她诉说病痛的好听众。我深信不疑,就算我抓起来复枪杀人越货,也依然能得到她对我毫不动摇的怜爱。因为我治愈了她最大的心病,我使她免受折磨,摆脱了每个阿富汗母亲最大的恐惧:没有门户光彩的人来向她的女儿提亲。那她的女儿就会独自随着年华老去,无夫无子,无依无靠。凡是女人都需要丈夫,即使他扼杀了她唱歌的天赋。等到夜阑人静,索拉雅入睡——酒精总是让她睡意蒙——之后,我站在阳台,吸着冰凉的夏夜空气。我想起拉辛汗,还有那鼓励我写作的字条,那是他读了我写的第一个故事之后写下的。我想起哈桑。总有一天,奉安拉之名,你会成为了不起的作家。他曾经说。全世界的人都会读你的故事。我生命中有过这么多美好的事情,这么多幸福的事情,我寻思自己究竟哪点配得上这些。“我很自私吗?”“……帮我在泰曼尼盖了房子……”⑦Mohamed Najibullah(1947~1996),1987年出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,1992年辞职。“……保佑他……”早些时候,在公共墓地那块小小的穆斯林墓区,我看着他们将爸爸放到墓穴里面。毛拉和另外一个男人开始争论,在下葬的时候究竟该引用哪段《可兰经》经文才算正确。若非塔赫里将军插手,他们一定闹得不可开交。毛拉选了一段经文,将其颂读出来,鄙夷地望着那个人。我看着他们将第一铲泥土丢进爸爸墓穴,然后走开。我走到墓园的另一边,坐在一株红枫树的阴影下面。“一连好几个星期,我都没有出门。而当我走出去的时候,无论走到哪里,我都能听到有人窃窃私语,或者那是想像出来的。四年过去了,那个地方离这儿三千英里,而我还能听到这些话。”“扔下生病的叔叔不顾?”她回答说。她的眼睛告诉我,那并非她为人妻之道。我亲吻她:“谢谢你。”注释:我伸出拇指,从她下巴抹去一颗泪珠,就在她的胎记上方。想到这个,我不由害怕。⑤Mikasa,日本出产的高档瓷器品牌。“他说那是个选择。”索拉雅说。听到这些,我才明白自己的生活、身上的秉性有多少是来自爸爸,才知道他在人们的生命中留下的烙印。终我一生,我是“爸爸的儿子”。如今他走了。爸爸再也不会替我引路了,我得自己走。根据传统,索拉雅家里会举办订婚宴会,也就是所谓“食蜜”仪式。之后是订婚期,一连持续几个月。随后是婚礼,所有费用将由爸爸支付。索拉雅尽心照料我的爸爸。早上,她替他准备好面包和红茶,帮助他起床。她递给他止痛药,浆洗他的衣服,每天下午给他读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。她做他最爱吃的菜,杂锦土豆汤,尽管他每次只喝几勺子。她还每天带着他在附近散步。等到他卧床不起,她每隔一个小时就帮他翻身,以免他得褥疮。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碎石路,默默前行,旁边有一排低矮的篱笆。我们坐在长凳上,看见不远处有对年老夫妇,跪在墓前,将一束雏菊放在墓碑上。“索拉雅?”


索拉雅在那端出现。她穿着酒红色的传统阿富汗服装,长长的袖子,配着黄金镶饰,真是惊艳夺目。爸爸紧紧抓着我的手。塔赫里太太又哭了。索拉雅慢慢地向我们走来,身后跟着一群年轻的女性亲戚。⑧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,美国的预付费医疗组织,最初出现于20世纪30、40年代之间,1973年美国通过《健康维护法案》,自此这种医疗保障制度得到全国性的法律支持。参与HMO的人通常预先支付若干费用,即可得到免费医疗和康复服务,但某些特殊的病情除外,如小说中的体外受孕。“现在,如果你们是美国人,这不成问题。这里的人们为了爱情结合,家族和祖辈根本不起作用。他们收养孩子也是这样的,只要婴儿健康,每个人都很高兴。但我们是阿富汗人,我的孩子。”将军很满意,点点头,走回烤架去。几个月后,我们用我第二部小说的预付款作为最低首期付款,买下一座漂亮的维多利亚式房子,有两个卧房,位于旧金山的巴诺尔山庄。它有尖尖的屋顶,硬木地板,还有个小小的后院,尽头处有一个晒台和一个火炉。将军帮我重新擦亮晒台,粉刷墙壁。雅米拉阿姨抱怨我们搬得这么远,开车要一个半小时,特别是她认为索拉雅需要她全心全意的爱护和支持——殊不知正是她的好意和怜悯让索拉雅难以承受,这才决定搬家。她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。爸爸的戒指在她手上闪闪发亮。我能看到,在她身后,那些前来哀悼爸爸的人们驾车离开,驶上传教大道。很快,我们也会离开,第一次,也是永远,留下爸爸孤独一人。“她们的儿子晚上到酒吧鬼混,寻欢作乐,搞大女朋友的肚子,未婚生子,没有人会说半句闲话。哦,他们只是找乐子的男人罢了。我不过犯了一次错,而突然之间,所有人都开始谈论清白和尊严,我一辈子将不得不背负这个罪名,抬不起头来。”将军抱住我,心照不宣地微笑着,仿佛在说:“喏,这就对了,按照阿富汗人的方式,我的孩子。”我们互相亲吻了三次脸颊。在将军找借口去海沃德看望朋友之后,雅米拉阿姨试着安慰索拉雅。“他没有恶意,”她说,“他只是希望你出人头地。”“谁都可以当教师。”“……他与我一面之缘,帮我找到工作……”但一年过去了,什么都没发生。随着月经一次次如期而至,索拉雅越来越沮丧,越来越焦躁,越来越烦恼。等到那时,原先只是旁敲侧击的雅米拉阿姨也变得不耐烦了。“好啦!我什么时候能给我的孙子唱摇篮曲啊?”将军永远不失普什图人风范,从来不过问——提起这些问题,意味着试探他女儿和一个男人的性生活,尽管这个男人跟他女儿结婚已经超过四年之久。但每当雅米拉阿姨问起孩子,让我们难为情的时候,他总是眼睛一亮。大家谈了几句,就随意闲聊起来,随后将军假咳了几声。房间变得安静,每个人都低头看着自己的手,以示尊重。将军朝爸爸点点头。我记得我们坐在沙发上,舞台上那对沙发好像王位,索拉雅拉着我的手,大约三百位客人注视着我们。我们举行另外的仪式。在那儿,人们拿给我们一面镜子,在我们头上覆上一条纱巾,留下我们两个凝望彼此在镜子中的容颜。看到镜子中索拉雅笑靥如花,我第一次低声对她说我爱她。一阵指甲花般的红晕在她脸庞绽放。“你让我感到很骄傲,”她说,举杯和我碰了一下,“叔叔也一定会为你骄傲。”“鱼烤好了吗?”索拉雅说。塔赫里将军眼睛盯着她,他拍拍她的膝盖。“高兴点吧,就为你身体健康,还有个好丈夫。”并且,我还记得,我寻思哈桑是不是也结婚了。如果是的话,他蒙着头巾,在镜子中看到的那张脸是谁呢?他手里握着那涂了指甲花的手是谁的?我能听见门那边的交谈声、欢笑声,还有轻柔的阿富汗音乐——听起来像乌斯塔德·萨拉汉①的情歌。我按门铃。一张脸从前窗的窗帘露出来,又缩回去。“他们来了。”我听见有个女人说。交谈声戛然而止,有人关掉音乐。“没什么。”索拉雅微笑说。⑥Mujahedin,1979年在美国的帮助下成立的民族激进组织,抗击苏联军队;后来成长为阿富汗重要的政治势力。罗森大夫大笑,不过笑声听上去很假。他给我一张测试纸和一个塑料罐,要求索拉雅定期做血检。我们握手作别。“欢迎上车。”他说,请我们出去。他们填满了海沃德清真寺的停车场。在那座建筑后面光秃秃的草坪上,乱七八糟地停放着众多轿车和越野车。人们不得不朝清真寺以北开上三四条街,才能找到停车位。爸爸死后不久,索拉雅和我搬进弗里蒙特一套一居室的房子,离将军和雅米拉阿姨的寓所只有几条街。索拉雅的双亲给我们买了棕色的沙发,还有一套日本产的三笠瓷器⑤,作为乔迁之礼。将军还额外送我一份礼物,崭新的IBM打字机。他用法尔西语写了一张字条,塞在箱子里面:并且,从索拉雅口中,我得知了在弗吉尼亚发生的事情的细节。我记得各色佳肴,有烤肉,炖肉饭,野橙子饭。我看见爸爸夹在我们两个中间,坐在沙发上,面带微笑。我记得浑身大汗的男人围成一圈,跳着传统舞蹈,他们跳跃着,在手鼓热烈的节拍之下越转越快,直到有人精疲力竭,退出那个圆圈。我记得我希望拉辛汗也在。“一年了,可不是一点时间,阿米尔!”她冷冷说,声音完全像变了一个人,“肯定有问题,我知道。”隔了六个星期,有个叫马丁·格林瓦特的家伙从纽约给我打电话,许诺当我的出版代表。我只告诉了索拉雅:“仅仅有了代理机构,并不意味着我的书能够出版。如果马丁把小说卖掉,我们到时再庆祝不迟。”我们全部人都同意索拉雅和我省略掉“食蜜”仪式。原因大家都知道,虽然没人真的说出来:爸爸没几个月好活了。索拉雅和我的婚姻生活变得波澜不兴,像例行公事。我们共用牙刷和袜子,交换着看晨报。她睡在床的右边,我喜欢睡在左边。她喜欢松软的枕头,我喜欢硬的。她喜欢像吃点心那样干吃早餐麦片,然后用牛奶送下。婚礼之后一个月,塔赫里夫妇、沙利夫和他的妻子苏丝,还有索拉雅几个阿姨到我们家吃晚饭。索拉雅用白米饭、菠菜和羊肉招待客人。晚饭后,大家都喝着绿茶,四人一组打扑克牌。索拉雅和我在咖啡桌上跟沙利夫两口子对垒,旁边就是沙发,爸爸躺在上面,盖着毛毯。他看着我和沙利夫开玩笑,看着索拉雅和我勾指头,看着我帮她掠起一丝滑落的秀发。我能见到他发自内心的微笑,辽阔如同喀布尔的夜空,那些白杨树沙沙响、蟋蟀在花园啾啾叫的夜晚。“我没跟你说,”索拉雅说,眼里泛着泪花,“那天夜里,我爸爸掏出一把枪。他告诉……那人……说枪膛里有两颗子弹,如果我不回家,他就一枪打死他,然后自杀。我尖叫着,用各种各样的话骂我爸爸,跟他说他无法将我锁上一辈子,告诉他我希望他去死。”她又哭起来,泪水沾满嘴唇。“我真的对他那么说,说我希望他去死。”雅米拉阿姨欲说还休:“要是他听到你这么说,以后再也不会跟你搭腔了。”“撑得住?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,阿米尔。”他说,露出疲累的微笑。但我认为,我不在乎别人的过去,很大一部分原因,是由于我自己也有过去。我全都知道,但悔恨莫及。“那么他便可以跟他的朋友吹牛啦,说他有个当律师的女儿。又是一个军功章。”索拉雅说。接下来几个月,索拉雅不断做检查:基础体温,抽血检查每一种所能想像得到的荷尔蒙,某种叫“子宫黏液测试”的检查,超声波,更多的血检,更多的尿检。索拉雅还接受了“宫腔镜”检查——罗森大夫将显微镜插进索拉雅的阴道,进行检视,他没发现异常。“管道很干净。”他一边脱掉橡胶手套,一边宣布。我希望他别这样称呼——我们又不是浴室!检查统统结束之后,他解释说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怀不上小孩。而且,很显然,这并不罕见。这叫“原因不明性不孕症”。“胡说八道!”1988年夏季,俄国人从阿富汗撤军之前约莫半年,我完成第一部小说,讲述父与子的故事,背景设在喀布尔,大部分是用将军送的打字机写出来的。我给十几家出版机构寄去征询信。8月某天,我打开信箱,看到有个纽约的出版机构来函索取完整的书稿,我高兴得呆住了。次日我把书稿寄出。索拉雅亲了那包扎妥当的书稿,雅米拉阿姨坚持让我们将它从《可兰经》下穿过。她说要是我书稿被接受,她就会替我感谢真主,宰一头羊,把肉分给穷人。③Raga,印度的一种传统音乐。我记得我们的誓约仪式。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坐下,索拉雅和我穿着绿色的衣服——伊斯兰的颜色,但也是春天和新起点的颜色。我穿着套装,索拉雅(桌子上惟一的女子)蒙着面,穿长袖衣服。爸爸、塔赫里将军(这回他穿着燕尾服)还有索拉雅几个叔伯舅舅也坐在桌子上。索拉雅和我低着头,表情神圣而庄重,只能偷偷斜视对方。毛拉向证人提问,读起《可兰经》。我们发誓,在结婚证书上签名。索拉雅的舅舅,塔赫里太太的兄弟,来自弗吉尼亚,站起来,清清他的喉咙。索拉雅曾告诉过我,他在美国生活已经超过二十年。他在移民局工作,娶了个美国老婆。他还是个诗人,个子矮小,鸟儿似的脸庞,头发蓬松。他念了一首献给索拉雅的长诗,那是草草写在酒店的信纸上。“哇!哇!亲爱的沙利夫!”他一念完,每个人都欢呼起来。我通过了测试。他替我们出谋策划。我先做检查。“男人简单些。”他说,手指在红木办公桌上轻轻敲打。“男人的管道就像他的头脑:简单,很少出人意外。你们女士就不同了……这么说吧,上帝造你们的时候花了很多心思。”我怀疑他是不是碰到每对夫妇,都要扯这套管道理论。我们最后一次去拜访罗森大夫之后那个周末,索拉雅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她父母。我们坐在塔赫里家后院的烧烤椅子上,烤着鳟鱼,喝着酸奶。那是1991年3月的某个黄昏。雅米拉阿姨已经给她的蔷薇和新种的金银花浇过水,它们的芳香混杂着烤鱼的味道。她已经两次从椅子上伸出手,去抚摸索拉雅的头发。“只有真主最清楚。我的孩子,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。”我走进清真寺的女人区。索拉雅和她妈妈站在台阶上,还有几个我似乎在婚礼上见过的女士。我朝索拉雅招招手。她跟母亲说了几句话,向我走来。爸爸再也没有醒来。“还有米饭吗,妈妈?”索拉雅说。她把头靠在车窗上,在剩下的路程中一言不发。有时候,索拉雅睡在我身旁,我躺在床上,听着纱门在和风吹拂下开开关关,听着蟋蟀在院子里鸣叫。我几乎能感知到索拉雅子宫里的虚空,它好像是个活着的、会呼吸的东西。它渗进我们的婚姻,那虚空,渗进我们的笑声,还有我们的交欢。每当夜阑人静,我会察觉到它从索拉雅身上升起,横亘在我们之间。像新生儿那样,睡在我们中间。“多么可爱的新娘啊,”她们中一个说,“看看她,那么美丽,就像月亮一般。”《可兰经》的经文在屋子里回荡,我想起爸爸在俾路支赤手空拳和黑熊搏斗那个古老的传说。爸爸毕生都在和熊搏斗。痛失正值芳年的妻子;独自把儿子抚养成人;离开他深爱的家园,他的祖国;遭受贫穷、屈辱。而到了最后,终于来了一只他无法打败的熊。但即便这样,他也绝不妥协。我们都有不收养的理由。索拉雅有她的理由,将军有他的理由,而我的理由是:也许在某个地方,有某个人,因为某件事,决定剥夺我为人父的权利,以报复我曾经的所作所为。也许这是我的报应,也许这样是罪有应得。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。雅米拉阿姨说。或者,也许事情注定是这样的。隔日早晨,我们到塔赫里家里,完成“定聘”的仪式,我不得不把福特停在马路对面。他们的车道挤满了轿车。我穿着海军蓝西装,昨天我把前来提亲的爸爸接回家之后,去买了这身衣服。我对着观后镜摆了摆领带。“当然。”她拉起我的手。一个月后,马丁来电话,说我就要成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小说家。我告诉索拉雅,她尖叫起来。我们动用我那本小说的预付金支付了治疗费用。体外受孕繁琐冗长,令人沮丧,最终也没有成功。好几个月在候诊室翻阅诸如《时尚好管家》、《读者文摘》之类的杂志之后,穿过无数纸袍、走进一间间点着荧光灯的冰冷无菌检查室之后,一次次屈辱地跟素昧平生的人谈论我们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后,无数次注射、探针和采集精子之后,我们回去找罗森大夫和他的火车。“是的,”另外一个说,“而且还纯洁呢,品德良好,没有谈过男朋友。”“今晚不用了。”他说,“今晚不痛。”“拜托,别宰羊,亲爱的阿姨。”我说,亲了亲她的脸颊。“只要把钱分给有需要的人就好了,别杀羊。”亲爱的阿米尔:在为婚礼之夜所做的全部乱糟糟的准备——幸好多数由塔赫里太太和她的朋友帮忙——中,我只记得屈指可数的几件事。“……我走投无路,他借钱给我……”“那么我们去看看大夫。”她破涕为笑,说:“提亲那夜,我在电话里把事情告诉你,原以为你会改变主意。”回家路上,索拉雅放声大哭。我把福特驶向路边,停在弗里蒙特大道的一盏路灯下面。“好的。”她说。她替他盖好毛毯。我们关上门。“有时生孩子需要花一点时间。”某天夜里我对索拉雅说。我们坐在拥挤的房间里,爸爸和我一边,对面是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。爸爸的呼吸变得有点艰难,不断擦去额头上的汗水,掏出他的手帕咳嗽。他看见我在望着他,挤出勉强的笑容。“我还好。”他低声说。“像你这样的男人的儿子成为我们的家人,我们很荣幸。”他说,“你声誉卓著,在喀布尔,我就是你谦卑的崇拜者,今天也是如此。你家和我家结成姻亲,这让我们觉得荣幸。”“不,”我说,“如果我们打算那么做,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动摇,并且,我们的意见必须一致。要不然对孩子不公平。”“好的。”“我还以为你要求我们住到自己的地方去。”我说。快到午夜,爸爸让我们扶他上床睡觉。索拉雅和我将他的手臂架在我们的肩膀上,我们的手搭在他背后。我们把他放低,他让索拉雅关掉床头灯,叫我们弯下身,分别亲了我们一下。我和索拉雅结婚之后,花草和强尼·卡森不再那么受宠了。我成了雅米拉阿姨生活中的新欢。跟将军防人之心甚强的外交手腕——我继续喊他“将军大人”,他甚至都没纠正我——不同,雅米拉阿姨毫不掩饰她有多么喜欢我。首先,她细数身上病痛的时候,我总是专心聆听,而将军对此充耳不闻。索拉雅告诉我,自从她母亲中风之后,每次心悸都是心脏病,每一处关节疼痛都是风湿关节炎发作,每一次眼跳都是中风。我记得第一次,雅米拉阿姨给我看她脖子上的肿块。“明天我会逃课,带你去看医生。”我说。将军笑着说:“那么,你干脆退学不去上课算了,我的孩子,你阿姨的病历就像鲁米的著作,厚厚好几册呢。”“谢谢你,爸爸。你还好吗?你觉得撑得住吗?”将军礼貌地点点头。每轮祷告过后,成群的哀悼者排着队,他们在退出的时候安慰我。我尽人子之责,和他们握手。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我素未晤面。我不失礼节地微笑,感谢他们的祝愿,倾听他们提到爸爸时的言语。“我开始想他了。”“我去给你倒杯水,带几片吗啡,亲爱的叔叔。”索拉雅说。“你怎么样,我的孩子?”塔赫里将军说。“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。”索拉雅说。慢慢走,我心爱的月亮,慢慢走遵从传统风习,索拉雅没出场。小说在第二年,也就是1989年夏天出版,出版社让我到五个城市签售。就在那年,俄国佬的军队从阿富汗撤得干干净净。那本来应该是阿富汗人的光荣。可是,战乱继续,这次是内战,人民圣战者组织⑥和纳吉布拉⑦傀儡政权之间的斗争。阿富汗难民依旧如潮水般涌向巴基斯坦。就在那一年,冷战结束,柏林墙倒塌。在所有这些之中,阿富汗被人遗忘。而塔赫里将军,俄国人撤军曾让他燃起希望,又开始给他的怀表上发条了。①Ustad Sarahang(1924~1983),阿富汗歌星。“好的。”我咬紧牙齿,将忍了一整天的泪水咽下。“我去找索拉雅。”我说。索拉雅亲自提议她搬过来,跟我和爸爸住在一起。我把酒杯放到架子上,上面一排天竺葵滴着水。“我同意将军大人的看法。”罗森大夫大腹便便,脸蛋圆润,一口细牙齿相当整齐,说话稍微带点东欧口音,有些像斯拉夫人。他对火车情有独钟——他的办公室到处都是跟铁路历史有关的书籍、火车头模型,还有各种照片:铁轨上的火车穿过如黛青山或者桥梁。他的桌子上方悬挂着一条标语:生命如火车,请上车。“他把我带回家时,我妈妈伸臂抱住我,她也哭起来了。她在说话,可是我一句也没听清,因为她口齿不清,说话含混。于是我爸爸将我带回我的房间,令我坐在化妆镜前面,给我一把剪刀,不动声色地叫我把头发都剪下来。我剪的时候,他就在旁边看着。”我把笔记本交回给索拉雅,走出房间。爸爸不喜欢见到我哭泣。索拉雅一直低头看着她的双手。我知道她很疲累,厌倦了这一切。“大夫说我们可以收养一个。”她低声说。在筹备婚礼期间,索拉雅和我从无独处的机会——因为我们还没有结婚,甚至连订婚都没有,那于礼不合。所以我只好满足于跟爸爸一起,到塔赫里家用晚餐。晚餐桌上,索拉雅坐在我对面。我想像着她把头放在我胸膛上,闻着她的秀发,那该是什么感觉呢?我想像着亲吻她,跟她做爱。掌声响起。听到这个,塔赫里将军抬起头来,给烤炉盖上盖子。“他真的这么说?”2点左右,派对从宴会厅移到爸爸的寓所。又上一轮茶,音乐响起,直到邻居叫来警察。一直到了很晚,离日出不到一个小时,才总算曲终人散,索拉雅和我第一次并排躺着。终我一生,周围环绕的都是男人。那晚,我发现了女性的温柔。“……他就像我的兄弟……”“没有。”我说。最后一批哀悼者已经致哀完毕,清真寺人去楼空,只有那个毛拉在收起麦克风,用一块绿布裹起《可兰经》。将军和我走进黄昏的阳光中。我们走下台阶,走过一群吸烟的男人。我零星听到他们谈话,下个周末在尤宁城有场足球赛,圣克拉拉新开了一家阿富汗餐厅。生活已然在前进,留下爸爸在后面。“我简直无法相信你会写这些东西。”索拉雅说。我看到索拉雅身子一缩,绷紧了脸。“我又不是女孩,爸爸。我是结了婚的妇女。还有,他们也需要教师。”④Johnny Carson(1925~2005),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。我记得走向台上的情景,当时我穿着燕尾服,索拉雅蒙着面,穿着白色礼服,我们挽着手。爸爸紧挨着我,将军和他太太在他们的女儿那边,身后跟着一群亲戚,我们走向宴会厅。两旁是鼓掌喝彩的宾客,还有闪个不停的镜头。我和索拉雅并排站着,她的表弟,亲爱的沙利夫的儿子,在我们头上举起《可兰经》。扬声器传来婚礼歌谣,慢慢走,就是爸爸和我离开喀布尔那天晚上,玛希帕检查站那个俄国兵唱的那首。接下来是治疗期。我们服用一种叫“克罗米芬”的药物,索拉雅还定期给自己注射“尿促性素”。这些全没效,罗森大夫建议我们考虑体外受孕。我们收到一封来自“健康维护组织”⑧的信函,措辞礼貌,祝我们好运,并说恕不替我们支付那笔费用。“你看上去很帅。”爸爸说。②Hussein bin Talal(1935~1999),1953年至1999年在位。我亲亲她的脸颊,驶离路边。我边开车边寻思自己何以与众不同。也许那是因为我在男人堆中长大,在我成长的时候,身旁没有女人,从未切身体会到阿富汗社会有时对待女人的双重标准。也许那是因为爸爸,他是非同寻常的阿富汗父亲,依照自己规则生活的自由人士,他总是先看社会规范是否入情入理,才决定遵从还是拒绝。“不,索拉雅。”“因为如果你真的想那么做……”也就是在那一年,我和索拉雅打算生个孩子。我希望你从这键盘上发现很多故事。“我知道。”我说,想起爸爸,希望他地下有灵。“我们真幸运。”索拉雅说。想到自己要当父亲,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。我又害怕又开心,又沮丧又兴奋。我在想,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父亲呢?我既想成为爸爸那样的父亲,又希望自己一点都不像他。“让他们去死。”我说。我了解到塔赫里太太——现在我管她叫雅米拉阿姨——在喀布尔时,一度以美妙的歌喉闻名。虽然她从不曾得到专业训练,但她有唱歌的天赋——我听说她会唱民歌、情歌,甚至还会唱“拉格”③,这可通常是男人才唱的。可是,尽管将军非常喜欢听音乐——实际上,他拥有大量阿富汗和印度歌星演唱的经典情歌磁带,他认为演唱的事情最好还是留给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去做。他们结婚的时候,将军的条款之一就是,她永远不能在公开场合唱歌。索拉雅告诉我,她妈妈本来很想在我们的婚礼上高歌一曲,只唱一首,但将军冷冷地盯了她一眼,这事就不了了之。雅米拉阿姨每周买一次彩票,每晚看强尼·卡森④的节目。白天她在花园里劳动,照料她的蔷薇、天竺葵、土豆藤和胡姬花。“亲爱的阿米尔,至于你,我欢迎你到我的家里来,你是我们的女婿,是我掌上明珠的丈夫。今后我们休戚与共。我希望你能够将亲爱的雅米拉和我当成你的父母,我会为你和亲爱的索拉雅祷告,愿你们幸福。我们祝福你们俩。”爸爸艰难地从枕上抬起头:“是我给她的,希望你别介意。”“首先,他们长大成人,想要知道亲生父母是谁,”他说,“你们对此不能抱怨。你们操劳多年,所做全为了他们,有时候,他们会离家出走,去寻找给他们生命的人。血缘是最重要的,我的孩子,千万不能忘记。”那年夏天,我接到圣荷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,主修英文。我在桑尼维尔找到一份保安工作,轮班看守太阳谷某家家具仓库。工作极其无聊,但也带来相当的好处:下午六点之后,人们统统离开,仓库的沙发堆至天花板,一排排盖着塑料覆膜,阴影爬上它们之间的通道,我掏出书本学习。正是在家具仓库那间弥漫着松香除臭剂的办公室,我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说。她亲了亲爸爸的手。终于坐在我身边,眼光低垂。那天晚上,我们做了丰盛的晚饭,请来索拉雅的父母,以示庆祝。雅米拉阿姨做了瓤饭团——米饭包着肉丸——和杏仁布丁。将军眼里泛着泪花,说他为我感到骄傲。塔赫里将军和他妻子离开之后,我拿出一瓶回家路上买的昂贵干红葡萄酒,索拉雅和我举杯相庆。将军不赞同女人喝酒,他在的时候索拉雅滴酒不沾。每个人鼓起掌来,在掌声中,人们把头转向走廊。那一刻我等待已久。她微笑起来,握住我的手。“能够找到你我真幸运。你和我遇到的阿富汗男人都不同。”“忘掉就好。”爸爸清清喉咙。他开口说话,然而总要停下来喘气,才能把话说完整。“将军大人,亲爱的雅米拉……今天,我和我的儿子怀着敬意……到你家来。你们是……有头有面的人……出身名门望族……血统尊荣。我今天带来的,没有别的,只有无上的崇敬……献给你,你的家族,还有……对你先人的缅怀。”他歇了一会儿,等呼吸平息,擦擦额头。“亲爱的阿米尔是我惟一的儿子……惟一的儿子,他一直是我的好儿子。我希望他……不负你的慈爱。我请求你赐亲爱的阿米尔和我以荣幸……接纳我们成为你的亲人。”我们去参加婚礼。索拉雅的舅舅,沙利夫,替移民局工作那位,替他儿子娶了个纽瓦克的阿富汗女孩。婚礼举行的宴会厅,就是半年前我和索拉雅成百年之好的地方。我们站在一群宾客之中,看着新娘从新郎家人手中接过戒指。其时我们听到两个中年妇女在谈话,她们背对着我们。为了婚礼,爸爸花了三万五千美元,那几乎是他毕生的积蓄。他在弗里蒙特租了个很大的阿富汗宴会厅,老板是他在喀布尔的旧识,给了他优惠的折扣。爸爸请来了乐队,给我挑选的钻石戒指付款,给我买燕尾服,还有在誓约仪式要穿的传统绿色套装。“骗人。”我掀起爸爸的毛毯。“这是什么?”我说,虽然我刚一拿起那本皮面的笔记本,心里就知道了。我的手指抚摸着那挑金线的边缘。我记得拉辛汗把它送给我那夜,我13岁生日那夜,烟花嘶嘶升空,绽放出朵朵的火焰,红的,绿的,黄的。“这太他妈的不公平了。”她嚎叫道。将清晨化成钥匙,扔到水井去慢慢走,我心爱的月亮,慢慢走让朝阳忘记从东方升起伊克伯·塔赫里将军在家里我们已经就收养交换过意见,索拉雅并不想那么做。“我知道这很蠢,也许还有些虚荣,”在去她父母家的途中,她说,“可是我止不住这个念头。我总是梦想,我可以把孩子拥在怀里,知道我用血水养了他九个月,我梦想有一天,我看着他的眼睛,吃惊地看到你或我的影子。我梦想那婴儿会长大成人,笑起来像你或者像我。如果没有……这有错吗?”“出人头地,”索拉雅不屑地说,“至少我不喜欢他,当人们跟俄国佬干仗,他只是坐在那儿,干等尘埃落地,他就可以趁机而入,去要回他那个一点也不高贵的官职。教书也许清贫,但那是我想做的!那是我所喜爱的,顺便说一下,它比领救济金好得太多了。”“可以陪我走走吗?”索拉雅将我拉近,泪水终于掉下来。“我再说一件事。”他说。我察觉到他激动起来了,我们听到将军的一番高谈阔论:“这里就拿亲爱的阿米尔来说吧。我们都认得他的父亲,我在喀布尔之时,便认得他的祖父是什么人,还认得他的曾祖父。如果你们问起,我可以坐下来,细数他好几代祖先。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爸爸——真主保佑他安息——前来提亲,我不假思索就应承的原因。而且,相信我,如果他的爸爸不了解你祖上的历史,也不会要你当他的媳妇。血缘是最重要的,我的孩子,你们收养别人的时候,根本不知道将谁的血带进家门。”“我搞不懂你干吗要这样浪费自己的天分,”某天用过晚饭后,将军说,“你知道吗,亲爱的阿米尔,她念高中的时候所有课程都得优秀?”他转向她,“像你这样的聪明女孩,应该去当律师,当政治科学家。并且,奉安拉之名,阿富汗重获自由之后,你可以帮忙起草新的宪法。像你这样聪明的年轻阿富汗人大有用武之地。他们甚至会让你当大臣,旌表你的家族。”客厅约莫有二十来个客人,坐在靠墙边的椅子上。爸爸走进去时,全部人起立。我们绕屋走着,爸爸慢慢领路,我跟在后边,和各位宾客握手问好。将军仍穿着他的灰色西装,跟爸爸拥抱,彼此轻拍对方的后背。他们用严肃的语气,相互说“你好”。塔赫里太太打开门。“早上好。”她说,眼里洋溢着喜悦。我见她做了头发,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黑色衣服。我跨进门廊,她眼睛湿润。“你还没进屋子我就已经哭了,亲爱的阿米尔。”她说。我在她手上吻了一下,跟爸爸前一天夜里教我那样如出一辙。“别担心,”索拉雅不耐烦地说,将纸巾丢在盘子里,“我不会伤害他那宝贝的尊严。”他坐在我们对面,用手指敲着桌子,第一次用了“收养”这个字眼。索拉雅一路上哭着回家。她领着我们,走过被灯光照得通明的走廊,前往客厅。我看见镶木板的墙上挂着照片,照片中的人都将成为我的亲人:年轻的塔赫里太太头发蓬松,跟将军在一起,背景是尼亚加拉大瀑布;塔赫里太太穿着无缝外套,将军穿着窄领外套,系着细领带,头发又黑又密;索拉雅正要登上过山车,挥手微笑,阳光照得她银色的牙套闪闪发亮。还有张照片是将军全套戎装,跟约旦国王侯赛因②握手。另一张是查希尔国王的画像。“我知道,我告诉你,男孩最好别和他表姐那样的女人结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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