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一章

所属书籍: 追风筝的人     发布时间:2014-06-10

他微微一笑,靠在头枕上,他的前额几乎碰到顶篷。我们什么也没说,静静坐在黑暗中,听着引擎冷却的“嘀嘀”声,远处传来一阵警笛的鸣叫。然后爸爸将头转向我,“要是哈桑今天跟我们在一起就好了。”毕业典礼隔日,我告诉爸爸,秋天我就要去专科学校注册了。他正在喝冷却的红茶,嚼着豆蔻子,他自己用来治头痛的偏方。我们下车,坐进福特车。那是一辆“大都灵”。“海军蓝。”爸爸说。我绕着街区开,试试刹车、收音机、转向灯。我把它停在我们那栋楼的停车场,熄了引擎。“谢谢你,亲爱的爸爸。”我说。我意犹未尽,想告诉他,他慈祥的行为让我多么感动,我多么感激他过去和现在为我所做的一切。但我知道那会让他不好意思,“谢谢。”我只是重复了一次。我的眼光越过桌子,望着他,他的指甲开裂,被机油弄得脏兮兮的,他的手指刮伤了,衣服散发出加油站的味道——尘灰、汗水和汽油。爸爸像个再婚的鳏夫,可是总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妻子。他怀念贾拉拉巴特的甘蔗地,还有帕格曼的花园。他怀念那些在他屋里进进出出的人们,怀念索尔市集拥挤的通道,他走在那里,和他打招呼的人认得他,认得他的父亲,认得他的祖父,那些跟他同一个祖宗的人们,他们的过去交织在一起。爸爸爱美国的理想。“我不欢迎你在这里,”阮先生说,站在他妻子身前,他用拐杖指着爸爸,然后转向我,“你是个很好的年轻人,但是你爸爸,他是个疯子。这里再也不欢迎他。”我捧起他的手,紧紧握住。泪水从我眼里涌出来,我庆幸阴影笼罩了我们的面庞。“谢谢你,爸爸。”对爸爸来说,这是个哀悼过去的地方。


“哦!”他说,“哇!哇!这么说,如果我没理解错,你将会花好几年,拿个学位,然后你会找一份像我这样卑微的工作,一份你今天可以轻易找到的工作,就为渺茫的机会,等待你拿的学位也许某天会帮助你……被人发掘。”他深深呼吸,啜他的红茶,咕哝地说着什么医学院、法学院,还有“真正的工作”。他讨厌吉米·卡特,管他叫“大牙齿的蠢货”。早在1980年,我们还在喀布尔,美国宣布抵制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。“哇!哇!”爸爸充满厌恶地说,“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,那个捏软柿子的家伙居然只说我不去你家的泳池游泳。”爸爸认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长了勃列日涅夫的气焰。“他不配掌管这个国家。这好像让一个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小孩去驾驶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。”美国,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个强硬的汉子,一个会被看得起、会采取行动而非一筹莫展的人。罗纳德·里根就是这样的硬汉。当里根在电视现身,将俄国称为“邪恶帝国”,爸爸跑出去,买回一张照片:总统微笑着竖起拇指。他把照片裱起来,挂在入门的墙上,将它钉在一张黑白的老照片右边,在那张照片里面,他系着领带,跟查希尔国王握手。我们在弗里蒙特的邻居多数是巴士司机、警察、加油站工人、靠救济金生活的未婚妈妈,确切地说,全都是被里根的经济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蓝领工人。爸爸是我们那栋楼惟一的共和党员。1983年那个夏天,我20岁,高中毕业。那天在足球场上掷帽子的人中,要数我最老了。我记得球场上满是蓝色袍子,学生的家人、闪光的镜头,把爸爸淹没了。我在二十码线附近找到他,双手插袋,相机在胸前晃荡。我们之间隔着一群人,一会儿把他挡住,一会儿他又出现。穿蓝色衣服的女生尖叫着,相互拥抱,哭泣;男生和他们的父亲拍掌庆贺。爸爸的胡子变灰了,鬓边的头发也减少了,还有,难道他在喀布尔更高?他穿着那身棕色西装——他只有这么一套,穿着它参加阿富汗人的婚礼和葬礼——系着他五十岁生日时我送的红色领带。接着他看到我,挥挥手,微笑。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,以学校的钟楼为背景,替我拍了张照片。我朝他微笑着——在某种意义上,那日子与其说是我的,毋宁说是他的。他朝我走来,伸手揽住我的脖子,亲吻了我的额头。“我很骄傲,阿米尔。”他说。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闪亮,那样的眼光望着的是我,让我很高兴。“有机会的。”我说。“那么,恭喜你,你已经快要长成一位男子汉了。”他说,口气没有半点幽默,没有讽刺,只有不卑不亢的恭维。“我爸爸仍在适应美国的生活。”我解释着说。“爸爸,这又不是针对你。”我说,朝阮氏夫妇挤出微笑,“他们理应查看证件的。”“真的吗?真是这样吗?”他说,眼光露出一丝狡狯,看着我的眼睛,“你该不是对她有意思了吧?”我把眼光移开,“拜托,老爸。”“是不是有过关于塔赫里将军女儿的流言蜚语啊?”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爸爸。那晚,他带我到海沃德③的阿富汗餐厅,点了太多的食物。他跟店主说,他的儿子秋天就要上大学了。毕业之前,我就上大学的事情跟他稍稍争论过,告诉他我想工作,补贴家用,存些钱,也许次年才上大学。但他恨铁不成钢地盯了我一眼,我只好闭嘴。对我来说,美国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。“只管开过去,”他让我停在街道的南端。他把手伸进外衣的口袋,掏给我一串钥匙,“那边。”他指着停在我们前面的一辆轿车。那是一辆旧款的福特,又长又宽,车身很暗,在月光下我辨认不出是什么颜色。“它得烤漆,我会让加油站的伙计换上新的避震器,但它还能开。”但我没告诉他们。我谢谢阮先生没叫警察,带爸爸回家。我炖鸡脖子饭的时候,他在阳台抽烟生闷气。我们自白沙瓦踏上波音飞机,到如今已经一年半了,爸爸仍在适应期。我开着爸爸那辆土黄色的旧别克世纪轿车,驶回我们家。爸爸在路上睡着了,鼾声如气钻。我在他身上闻到烟草的味道,还有酒精味,甜蜜而辛辣。但我在停车的时候,他醒过来,嘶哑的嗓音说:“继续开,到街道那边去。”我想告诉他们,在喀布尔,我们折断树枝,拿它当信用卡。哈桑和我会拿着那根木头到面包店去。店主用刀在木头上刻痕,划下一道,表示他从火焰升腾的烤炉取给我们一个馕饼。每到月底,爸爸按照树枝上的刻痕付钱给他。就是这样。没有问题,不用身份证。“你真乖,我亲爱的。”塔赫里将军说,从她手里接过杯子。在她转身离去之前,我见到她光滑的皮肤上有个镰状的棕色胎记,就在左边下巴上。她走过两条通道,把保温杯放在一辆货车里面。她跪在装着唱片和平装书的盒子中间,秀发倾泻在一旁。爸爸正在用鞋尖踢着摆在我们的帆布上一把木制网球拍。“有些生意而已。”我们来到美国几乎快两年了,我仍为这个国家辽阔的幅员惊叹不已。高速公路之外,还有高速公路,城市之外还有城市,山脉之外还有峰峦,峰峦之外还有山脉,而所有这些之外,还有更多的城市,更多的人群。“你知道我的,”爸爸说,他开着巴士,在跳蚤市场出口长长的车队中缓慢前进。“每当人们说三道四我都会走开。”“英文?”将军哈哈干笑,通常在宴会上,每当重要人物说了不好笑的笑话,人们就会听到这样的笑声。他一头银发整齐地梳向后面,露出平滑的黄铜色前额,浓密的眉毛中有撮撮白色。他身上闻起来有古龙水的香味,穿着铁灰色的三排扣套装,因为洗熨了太多次而泛着亮光,背心上面露出一根怀表的金链子。“啊,讲故事的。”将军说,“很好,人们在如今这样的艰苦岁月需要故事来分散注意力。”他把手伸在爸爸的肩膀上,转向我。“说到故事,有一年夏天,你爸爸跟我到贾拉拉巴特去猎野鸡,”他说,“那次真叫人称奇。如果我没记错,你爸爸打猎跟他做生意一样,都是一把好手。”“我没有。”将军说,他侧过头,把手放在胸前表示尊敬,“男孩和女孩得知道他们父亲的优点。”他转向我,“你崇敬你的爸爸吗,我的孩子?你真的崇敬他吗?”“哦。”有时候,在星期六我会早起,朝南开上17号高速公路,沿着蜿蜒的山路前往圣克鲁斯。我会在旧灯塔旁边停车,等待太阳升起,坐在我的轿车里面,看着雾气在海面翻滚。在阿富汗,我只在电影里面见过海洋。在黑暗中,挨哈桑坐着,我总是寻思,我在书上看到,说海水闻起来有盐的味道,那是不是真的?我常常告诉哈桑,有朝一日,我们会沿着海藻丛生的海滩散步,让我们的脚陷进沙里,看着海水从我们的脚趾退去。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时,我差点哭起来。它那么大,那么蓝,跟我孩提时在电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样。早在俄国佬的军队入侵阿富汗之前,早在乡村被烧焚、学校被毁坏之前,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种子那样遍布、儿童被草草掩埋之前,对我来说,喀布尔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,一座兔唇的鬼魂萦绕之城。“你在这儿工作太辛苦了。”有时我会看管摊位,爸爸则沿着过道闲逛。他双手庄重地放在胸前,跟那些在喀布尔认识的熟人打招呼:机械师和裁缝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车头盔和旧羊毛衫,过道两边是原来的外交官、找不到工作的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。我们离开的时候,大家都舍不得他走。喀布尔,白沙瓦,海沃德。爸爸还是爸爸,我想,微笑着。每逢星期六,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来。他穿衣的时候,我浏览本地报纸的分类广告栏,圈出车库卖场的广告。我们设定线路——先到弗里蒙特、尤宁城、纽瓦克和海沃德,接着是圣荷塞、米尔皮塔斯、桑尼维尔,如果时间许可,则再去坎贝尔。爸爸开着巴士,喝着保温杯里面的热红茶,我负责引路。我们停在车库卖场,买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货。我们搜罗旧缝纫机,独眼的芭比娃娃,木制的网球拍,缺弦的吉他,还有旧伊莱克斯吸尘器。下午过了一半,我们的大众巴士后面就会塞满这些旧货。然后,星期天清早,我们开车到圣荷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场,租个档位,加点微薄的利润把这些垃圾卖出去:我们前一天花二毛五分买来的芝加哥唱片也许可以卖到每盘一元,或者五盘四元;一台花十元买来的破旧辛格牌缝纫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,也许可以卖出二十五元。“是专科学校。”我纠正他。①Mike Hammer,美国作家迈克·斯毕兰(Mike Spillane,1918~ )创作的系列恐怖小说主角。但交通的浓雾刺痛他的眼睛,汽车的声响害他头痛,还有,花粉也让他咳嗽。水果永远不够甜,水永远不够干净,所有的树林和原野到哪里去了?开头两年,我试着让爸爸参加英语培训班的课程,提高他那口破英语,但他对此不屑一顾。“也许我会把‘cat’拼出来,然后老师会奖给我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,那么我就可以跑回家,拿着它向你炫耀了。”他会这么咕哝。“你在奉承我。”爸爸说。原来爸爸买了橙子,身上却没有现金。他给阮先生开了支票,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证。“他想看我的证件,”爸爸用法尔西语咆哮,“快两年了,我在这里买这些该死的水果,把钱放进他的口袋,而这个狗杂碎居然要看我的证件!”塔赫里将军露出一丝礼貌而哀伤的微笑,叹了口气,轻轻拍拍爸爸的肩膀。“生活总会继续。”他把眼光投向我,“我们阿富汗人总是喜欢夸大其词,孩子,我听过无数人愚蠢地使用‘了不起’这个词。但是,你的爸爸属于少数几个配得上这个形容词的人。”这番短短的话在我听来,跟他的衣服如出一辙:用的场合太多了,闪亮得有些造作。“他以为我是小偷吗?”爸爸抬高了声音说,外面围满了旁观的人,“这是个什么国家?没有人相信任何人!”“好的,你带他回家,好主意。”阮先生说。他戴着金丝眼镜,眼睛一直望着爸爸。我隔着门去拉爸爸,他出来的时候踢飞一本杂志。我说服他别再走进去,然后转身到店里向阮氏夫妇道歉,告诉他们爸爸处境艰难。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给了阮太太,告诉她估计一下损失了多少东西。“算好之后请打电话给我,我会赔偿一切的,阮太太,我很抱歉。”阮太太从我手里接过纸片,点点头。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时抖得更厉害,那让我很生爸爸的气,他把一个老太太吓成这样。就算不为别的,单单为了这个,我也会拥抱美国。“可是有过,是吗?”我说。他想了想,啜他的红茶,“故事,你是说,你要写故事?”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。“创作。”“现在还好啦。”他说,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日班经理之后。但在天气潮湿的日子,我总能见到他忍痛揉着手腕。也见过他在饭后,头冒冷汗去拿止痛药瓶子的模样。“再说,我又不是为了自己才让我们两个来到这里的,你知道吗?”我把手伸过桌子,握住他的手。我的是学生哥儿的手,干净柔软;他的是劳动者的手,肮脏且长满老茧。我想起在喀布尔时,他给我买的所有那些卡车、火车玩具,还有那些自行车。如今,美国是爸爸送给阿米尔的最后一件礼物。“你上大学需要一辆车。”他说。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,又要了一杯。我强迫自己,还没喝完四分之一,他已经干掉三杯了。他请那个老头一杯苏格兰烈酒,还请那四个打撞球的家伙一大罐百威。人们同他握手,用力拍他的后背。他们向他敬酒,有人给他点烟。爸爸松了松领带,给那个老人一把二毛五分的硬币,指指电唱机。“告诉他,来几首他最拿手的。”他对我说。老人点点头,向爸爸敬礼。不久就响起乡村音乐,就像这样,爸爸开始宴会了。那晚我们默默吃饭。爸爸吃了两口,把盘子推开。“这样的介绍可不敢当。”他说,他的声音低沉而有教养。“你好,我的孩子。”1983年春季的某个星期天,我走进一家出售平装旧书的小店,旁边是家印度电影院,往东是美国国家铁路和弗里蒙特大道交界的地方。我跟爸爸说等我五分钟,他耸耸肩。他当时在弗里蒙特某个加油站上班,那天休假。我看到他横跨弗里蒙特大道,走进一家杂货便利店,店主是一对年老的越南夫妻,阮先生和他的太太。他们白发苍苍,待人友善,太太得了帕金森症,先生则换过髋骨。“他现在看起来像《无敌金刚》了,”她总是这么笑着对我说,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。“记得《无敌金刚》吗,阿米尔?”接着阮先生会学着李·梅杰斯,怒眉倒竖,以缓慢的动作假装正在跑步。②San Jose,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。“干吗,爸爸?”被聘请那天,爸爸和我到圣荷塞②去找我们的移民资格审核官杜宾斯太太。她是个很胖的黑人妇女,眼睛明亮,笑起来露出两个酒窝。有一回她跟我说她在教堂唱歌,我相信——她的声音让我想起热牛奶和蜂蜜。爸爸将一叠食物券放在她的柜台上。“谢谢你,可是我不想要。”爸爸说,“我一直有工作。在阿富汗,我有工作;在美国,我有工作。非常感谢,杜宾斯太太,可是我不喜欢接受施舍。”晚饭后,爸爸带我去饭店对面的酒吧。那地方光线阴暗,墙壁上散发着我素来不喜欢的啤酒酸味。男人们头戴棒球帽,身穿无袖上衣,玩着撞球,绿色的桌子上烟雾升腾,袅袅绕着荧光灯。爸爸穿着棕色西装,我穿着打褶长裤和运动外套,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我们在吧台找到位子,坐在一个老人身边。老人头上有个麦克罗啤酒的商标,发出蓝光,将他那张沧桑的脸照得病恹恹的。爸爸点了根香烟,给我们要了啤酒。“今晚我太高兴了!”他自顾自地向每个人宣布,“今晚我带我的儿子来喝酒。来,请给我的朋友来一杯。”他的手拍在那个老人背上。老头抬抬帽子,露出微笑,他没有上排的牙齿。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,我总忍不住望向那辆灰色的货车。那晚我辗转反侧,老想着索拉雅·塔赫里的镰状胎记,想着她那优雅的笔挺鼻子,想着她明亮的眼睛跟我对望的情景。我的思绪在她身上迟疑不肯离去。索拉雅·塔赫里,我的交易会公主。“如果你写得好,”我说,“而且又被人发掘的话。”“我想我会主修英文。”我说,内心忐忑,等着他的回答。我耸耸肩,挤出微笑:“好奇而已,爸爸。”听到哈桑的名字,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对铁手掐住了。我把车窗摇下,等待那双铁手松开。我脸上发烧,一阵罪恶感涌上心头。我很负疚,我的放纵是他的溃疡、黑指甲和酸痛的手腕换来的。但我会坚持自己的立场,我决定了。我不想再为爸爸牺牲了。这是最后一次了,我咒骂自己。“安拉保佑。”塔赫里将军说,“你会写我们国家的故事吗,也许可以写写历史?经济?”我记得我们两个走过几条街道,在弗里蒙特的伊丽莎白湖公园散步,看着男孩练习挥棒,女孩在游戏场的秋千上咯咯娇笑。爸爸会利用步行的机会,长篇大论对我灌输他的政治观点。“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真正的男人,阿米尔,”他说,他伸出手指数着,“美国这个鲁莽的救世主,英国,还有以色列。剩下那些……”通常他会挥挥手,发出不屑的声音,“他们都像是饶舌的老太婆。”“写故事能赚钱吗?”“你在那边更开心,爸爸,那儿更有家的感觉。”我说。“白沙瓦对我来说是好地方,但对你来说不是。”“当然,将军大人,我崇敬他。”我说,要是他别叫我“我的孩子”就好了。我正在翻阅一本破旧的麦克·汉默①悬疑小说,这当头传来一声尖叫,还有玻璃碎裂的声音。我放下书,匆匆穿过马路。我发现阮先生夫妇在柜台后面,脸如死灰,紧贴墙壁,阮先生双手抱着他的太太。地板上散落着橙子,翻倒的杂志架,一个装牛肉干的破罐子,爸爸脚下还有玻璃的碎片。注释:“也许我们应该回到白沙瓦。”我说,盯着在玻璃杯里面的水上浮动的冰块。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半年的光阴,等待移民局核发签证。我们那间满是尘灰的房子散发出脏袜子和猫粪的气味,但住在我们周围的全是熟人——至少爸爸认得他们。他会邀请整条走廊的邻居到家里吃晚饭,他们中多数都是等待签证的阿富汗人。当然,有人会带来手鼓,也有人带手风琴。茶泡好了,嗓子还可以的人会高歌一曲,直到太阳升起,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,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。有时候,夜幕初降,我会把车停好,爬上横跨高速公路的天桥。我的脸压着护栏,极目远望,数着那缓缓移动的闪闪发亮的汽车尾灯,宝马,绅宝,保时捷,那些我在喀布尔从来没见过的汽车,在那儿,人们开着俄国产的伏尔加,破旧的欧宝,或者伊朗出产的培康。爸爸叹气,这一次,扔了一大把豆蔻子到嘴里。“阿米尔,”爸爸说,示意我过去:“这是将军大人,伊克伯·塔赫里先生,原来住在喀布尔,得过军功勋章,在国防部上班。”我看着钥匙,惊呆了。我看看他,看看轿车。到得那个夏天,阿富汗人已经在圣荷塞跳蚤市场占据了一整个区域。二手货区域的通道上播放着阿富汗音乐。在跳蚤市场的阿富汗人中间,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为规范:你要跟通道对面的家伙打招呼,请他吃一块土豆饼或一点什锦饭,你要跟他交谈。要是他家死了父母,你就好言相劝;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声恭喜;当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阿富汗人和俄国佬,你就悲伤地摇摇头。但是你得避免说起星期六的事情,因为对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车挡住、以致错过一桩好买卖的家伙。正是在美国生活,让他得了溃疡。在我们回家的路上,我想起来了。塔赫里,我知道我以前听过这个名字。“我叫警察。”阮太太说,她探出脸来,“你走开,要不我喊警察。”弗里蒙特,加利福尼亚,1980年代接下来那个夏天,也就是1984年夏天——那年夏天我满21岁——爸爸卖掉他的别克,花了550美元,买了一辆破旧的1971年出厂的大众巴士,车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,先前在喀布尔教高中的科学课程。那天下午,巴士轰鸣着驶进街道,“突突”前往我们的停车场,邻居都把头转过来。爸爸熄了火,让巴士安静地滑进我们的停车位。我们坐在座椅上,哈哈大笑,直到眼泪从脸颊掉下来,还有,更重要的是,直到我们确信没有任何邻居在观望,这才走出来。那辆巴士是一堆废铁的尸体,黑色的垃圾袋填补破裂的车窗,光秃秃的轮胎,弹簧从座椅下面露出来。但那位老教师一再向爸爸保证,引擎和变速器都没有问题,实际上,那个家伙没有说谎。“我的女儿,亲爱的索拉雅。”塔赫里将军说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,看来想换个话题了,他掏出金怀表,看了看时间。“好啦,到时间了,我得去整理整理。”他和爸爸相互亲吻脸颊,用双手跟我握别。“祝你写作顺利。”他盯着我的眼睛说,浅蓝色的双眼没有透露出半点他心里的想法。塔赫里。这个名字怎么如此熟悉?他微微一笑,驱车离开跳蚤市场。我们朝680公路前进。有那么一会儿,我们并没有说话。“我所听到的是她有过一个男人,而且事情……不是太好。”他神情严肃地说,好像跟我说她得了乳癌一样。有时,我会开着我的福特,摇下车窗,一连开几个钟头,从东湾到南湾,前往半岛区④,然后开回来。我会驶过弗里蒙特附近那些纵横交错、棋盘似的街道,这里的人们没有和国王握过手,住在破旧的平房里面,窗户破损;这里的旧车跟我的一样,滴着油,停在柏油路上。我们附近那些院子都被铅灰色的铁丝栅栏围起来,乱糟糟的草坪上到处扔着玩具、汽车内胎、标签剥落的啤酒瓶子。我驶过散发着树皮味道的林荫公园,驶过巨大的购物广场,它们大得足可以同时举办五场马上比武竞赛。我开着这辆都灵,越过罗斯·阿托斯的山丘,滑行过一片住宅区,那儿的房子有景观窗,银色的狮子守护在锻铁大门之外,塑有天使雕像的喷泉在修葺完善的人行道排开,停车道上没有福特都灵。这里的房子使我爸爸在喀布尔的房子看起来像仆人住的。“你为什么要问呢?”他犹疑地看着我。酒到酣处,爸爸站起来,举起酒杯,将它摔在遍地锯屑的地板,高声喊叫。“操他妈的俄国佬!”酒吧里爆发出一阵笑声,大家高声附和,爸爸又给每个人买啤酒。“亲爱的爸爸,你忘了你的茶。”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。她站在我们后面,是个身材苗条的美人,天鹅绒般的黑发,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保温杯和一个塑料杯。我眨眨眼,心跳加快。她的眉毛又黑又浓,中间连在一起,宛如飞翔的鸟儿张开的双翅,笔挺的鼻子很优雅,活像古代波斯公主——也许像拓敏妮,《沙纳玛》书中罗斯坦的妻子,索拉博的妈妈。她那长长睫毛下面胡桃色的眼睛跟我对望了一会儿,移开了视线。“被人发掘?机会有多大?”1984年7月某个星期天清早,爸爸在清理摊位,我到贩卖处买了两杯咖啡,回来的时候,发现爸爸在跟一位上了年纪、相貌出众的先生说话。我把杯子放在巴士后面的保险杠上,紧邻里根和布什竞选1984年总统的宣传画。“我写小说。”我说着想起了自己写在拉辛汗送的皮面笔记本里面那十来个故事,奇怪自己为什么在这个人面前突然有些不自在。“阿米尔将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。”爸爸说。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。“他刚念完大学一年级,考试门门都得优。”④东湾(East Bay)、南湾(South Bay)和半岛区(Penisula)均为旧金山城区。我不敢看着他的眼睛,“我会……找份工作。”“我听说她是个淑女,工作卖力,待人也不错。但自那以后,再也没有媒人敲响将军的家门。”爸爸叹气,“这也许不公平,但几天内发生的事情,有时甚至是一天内发生的事情,也足以改变一生,阿米尔。”“求求你,阮太太,别叫警察。我把他带回家,请别叫警察,好不好?求求你。”在那些通道里,惟一比茶更流行的是阿富汗人的流言。跳蚤市场是这样的地方,你可以喝绿茶,吃杏仁饼,听人说谁家的女儿背弃婚约,跟美国男友私奔去了;谁在喀布尔用黑钱买了座房子,却还领救济金。茶,政治,丑闻,这些都是跳蚤市场的阿富汗星期天必备的成分。他关于以色列的说法惹恼了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,他们指责他亲近犹太人,而这实际上就是反对伊斯兰。爸爸跟他们聚会,喝茶,吃点心,用他的政治观念将他们气疯。“他们所不明白的是,”后来他告诉我,“那跟宗教毫无关系。”在爸爸眼里,以色列是“真正的男人”居住的岛屿,虽然处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围之下,可是阿拉伯人只顾着出卖石油赚钱,毫不关心自家人的事情。“以色列干这个,以色列干那个,”爸爸会模仿阿拉伯人的语气说,“那做些事情啊!行动啊!你们这些阿拉伯人,那么去帮巴勒斯坦啊!”③Hayward,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,近弗里蒙特。杜宾斯太太眨眨眼,把食物券捡起来,看看我,又看看爸爸,好像我们在开她玩笑,或者像哈桑经常说的“耍她一下”。“我干这行十五年了,从来没人这么做过。”她说。就是这样,爸爸结束了在收银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,也消除了他最担心的事情之一: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济金买食物。爸爸走出福利办公室时,好像大病初愈。美国就不同了。美国是河流,奔腾前进,往事无人提起。我可以蹚进这条大川,让自己的罪恶沉在最深处,让流水把我带往远方,带往没有鬼魂、没有往事、没有罪恶的远方。他点点头。“那你在写得好和被人发掘之前准备干什么呢?你怎么赚钱?要是结婚了,你怎么撑起自己的家庭?”我们到美国仅一个月之后,爸爸在华盛顿大道找到工作,在一个阿富汗熟人开的加油站当助理——他从我们到美国那天就开始找工作了。每周六天,每天轮班十二小时,爸爸给汽车加油、收银、换油、擦洗挡风玻璃。有好几次,我带午饭给他吃,发现他正在货架上找香烟,油污斑斑的柜台那端,有个顾客在等着,在明亮的荧光映衬下,爸爸的脸扭曲而苍白。每次我走进去,门上的电铃会“叮咚叮咚”响,爸爸会抬起头,招招手,露出微笑,他的双眼因为疲累而流泪。“你好,将军大人。”我说,跟他握手。他的手貌似瘦弱,但握得很有力,好像那油亮的皮肤下面藏着钢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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