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章

所属书籍: 追风筝的人     发布时间:2014-06-10

我们在地下室与老鼠做伴一个星期之后,卡林说没有卡车了,卡车没法修。“多久?”“他说在你脑袋射颗子弹一定很爽,就像……”卡林说不下去,但朝那个被士兵看中的女人努努嘴。那士兵弹掉手里还没吸完的香烟,取下他的手枪。看来爸爸要死在这里了,我想,事情就会这么发生。在我的脑海里,我念了一段从课堂上学来的祈祷。鞋子踏上柏油路。有人掀开悬挂在卡车后面的帆布,探进三张脸。一张是卡林,其他是两个士兵,一个阿富汗人,另外的是一个咧嘴而笑的俄国佬,脸庞像牛头犬,嘴巴叼着香烟。在他们身后,一轮明月高悬在空中。卡林和那个阿富汗士兵用普什图语谈了几句。我听到一点——有关图尔和他的霉运。俄国士兵把头伸进卡车的后斗,他哼着那首婚礼歌谣,手指敲打着卡车的后挡板。虽然月色昏暗,我还是能看到他的炯炯目光,扫视过一个又一个的乘客。尽管天气寒冷,他的额头仍有汗珠渗出。他的眼光落在那个戴着黑色披肩的妇女身上,他眼睛死死盯着她,朝卡林说了几句俄语。卡林用俄语简略地回答。那士兵听了之后转过身,更简略地咆哮了一下。阿富汗士兵也开口说话,声音低沉,晓之以理。但俄国士兵高声说了几句,他们两个畏缩了。我能感到身旁的爸爸变得紧张起来。卡林假咳几声,低下脑袋,他说俄国士兵想与那位女士单独在卡车后面相处半个钟头。过了二十分钟,我们停在玛希帕的检查站。司机没熄火,跳下车去问候走上前来的声音。鞋子踏上沙砾。短促的低声交谈。火机打火的声音。“谢谢。”有人用俄语说。星期五下午,在帕格曼。一片开阔的草地,上面有繁花满枝头的桑葚树。哈桑和我坐在浅及脚踝的野草上,我拉着线,卷轴在哈桑长满老茧的手里滚动,我们的眼睛望着天空中的风筝。我们默默无声,但并非因为我们无话可说,而是因为我们之间无需交谈——那些自出世就认识、喝着同样奶水长大的人就是这样。和风拂过草丛,哈桑放着线。风筝旋转,降下,又稳定了。我们的影子双双,在波动的草丛上跳舞。草地那端,越过那低矮的砖墙,某个地方传来谈话声、笑声,和泉水的潺潺声。还有音乐,古老而熟悉的曲调,我想那是雷巴布琴③演奏的《莫拉曲》。墙那边有人喊我们的名字,说到时间喝茶吃点心了。“要过多久零件才会到?”爸爸咆哮了。卡林身子一缩,但哑口无言。我很高兴身边漆黑一片,我可不想看到爸爸杀气腾腾的凶相。我想知道哈桑在哪里。跟着,不可避免地,我对着杂草丛吐出来,我的呕吐声和呻吟声被米格震耳欲聋的轰鸣淹没了。“上星期?”有人叫道,“要是你知道这事情,为什么还把我们带到这里来?”爸爸跟我匆忙走到那堆围观者身边,推开他们,走上前去。卡莫的父亲盘腿坐在围观的人群中间,身体前后摇晃,亲吻着他儿子死灰的脸。接下来那个星期,地下室就是我们的家;到了第三晚,我发现了刮擦声的来源:老鼠。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一阵急遽的动作。随后有个模糊的身影穿过房间,接下来我看到的事情是,卡林猛然撞在墙上,爸爸的双手掐住他的脖子。爸爸在我身后叹了口气,把行李包扔下。但我们所有人还来不及说什么或者做什么,卡莫的父亲将枪口伸进自己的嘴里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声回荡的枪响,不会忘记那一道闪光和溅出的血红。“跟他说他错了。战争不会使高尚的情操消失,人们甚至比和平时期更需要它。”卡林揉揉脖子,“应该是再上一个星期的事情。”除了一对老年夫妻,其他人都决定上路。枪声响起。①Kyber Pass,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重要隘口,长60公里。爸爸重重哼了一声,伸伸他的双腿。“能够救我们的是八个气缸和一个好的化油器。”这句话让其他人说不出话来,再也不提真主的事。惊惶。③Rubab,阿富汗民族乐器。大约在太阳上山之前一个钟头,我们驶进了贾拉拉巴特。卡林匆匆将我们从卡车领进一座房子。那是单层的平房,位于两条土路的交叉处,路的两边是平房,还有没开门的商店,种着合欢树。我们拖着行李走进屋子里头,我拉起衣领,以抵御严寒。不知道为什么,我记得有萝卜的味道。“两个星期。”


脸庞像牛头犬的俄国兵举起他的枪。“这是他放我们通过的代价。”卡林说,他不敢正视那丈夫的眼光。我把眼光转回我们的行李箱,它们让我替爸爸感到难过。在他打造、谋划、奋斗、烦恼、梦想了一切之后,他的生命只剩下这么点东西: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和两个手提箱。②Peshawar,巴基斯坦中部城市。俄国兵对卡林说了什么,嘴角露出一丝邪笑。“老爷,”卡林说,“这些俄国佬跟我们不同,他们不懂得尊重、荣誉是什么。”月有个年轻的妇女坐在我们对面。她穿着一身橄榄绿服装,黑色的披肩将面部包得严严实实,以抵御深夜的寒意。每逢卡车急刹或颠簸过路面的凹陷,她就会出声祈祷,每次汽车的高低起伏总伴随着她的“奉安拉之名”。她的丈夫身材矮壮,穿着破旧的裤子、天蓝色的长袍,一手抱着婴儿,空出来的那只手用拇指转动着念珠。他嘴唇开合,默默祈祷。同行的还有其他人,总共十来个,包括爸爸跟我,行李箱放在我们两腿之间,盘膝坐在被帆布包起来的后斗上,跟这些陌生人挤在一起,搭乘这辆破旧的俄国卡车。慢慢走,我心爱的月亮,慢慢走。爸爸在他身边跪下,伸手揽住他的肩膀。但卡莫的父亲把他推开,冲向跟他堂兄站在旁边的卡林。接着发生的事情太快、太短,甚至不能称之为扭打。卡林吃惊地大叫,朝后退去。我看见一只手挥舞,一只脚踢出。过了一会儿,卡莫的父亲手里拿着卡林的手枪站着。那当头,爸爸站起身。这回轮到我用手按住他的大腿了,可是爸爸将其抹开,拔起腿来,他站立的身影挡住了月光。“我要你跟这个家伙说几句,”爸爸说,他在跟卡林说话,但眼睛直望着那个俄国兵,“你问他的羞耻到哪里去了。”卡林打开门,门后是通往地下室的破楼梯,一股像霉菌的潮湿臭味扑鼻而来。我们一个个下去,楼梯被爸爸压得吱嘎作响。站在寒冷的地下室里面,我感到黑暗中有很多双一眨一眨的眼睛在看着我们。我看见房间到处有人蜷缩着,两盏昏暗的煤油灯将他们的身影投射在墙上。地下室的人窃窃私语,除此之外,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滴水的声音,还有刮擦声。图尔的霉运。在玛希帕那边,我不是从短暂的交谈中听到过这句话吗?“我们离喀布尔太近了。”他大喊,“让他撑住。”那晚我们离开,爸爸和我,卡莫和他的父亲,还有其他人。卡林和他的堂兄阿吉兹,一个方脸秃顶的汉子,帮助我们进入油罐。汽车发动了,停在那里,我们挨个爬上油罐车的后踏板,爬上后面那条梯子,滑进油罐。我记得爸爸爬到一半,从梯子一跃而下,从口袋里掏出烟盒。他把盒子清空,从土路中央抓起一把灰泥。他亲吻泥土,把它放进盒子,把盒子放进胸前的口袋,贴着他的心。那年轻的妇女拉下披肩,盖住脸,泪如泉涌。她丈夫膝盖上那个婴孩也哭喊起来。那个丈夫的脸色变得跟天上的月亮一样苍白,他跟卡林说,求求那个“士兵老爷”发发善心,也许他也有姐妹,也有母亲,也许他还有妻子。俄国佬听卡林说完,连珠炮般叫嚣了几句。1981年3月“那是什么?”有人问。“告诉他,我就算中了一千颗子弹,也不会让这龌龊下流的事情发生。”爸爸说。我的心思一闪,回到六年前那个冬天。我,在小巷的拐角处窥视。卡莫和瓦里把哈桑按在地上,阿塞夫臀部的肌肉收紧放松,他的屁股前后晃动。我算哪门子英雄?只担心风筝。有时我也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爸爸的亲生儿子。“想着一些美好的事情,”爸爸在我耳边说,“快乐的事情。”惊惶。完了,完了。我十八岁,孤身一人,在这世上举目无亲。爸爸死了,我得埋葬他。把他埋在哪里呢?埋完之后我该去哪里呢?慢慢地,我对周边的景况有所知觉。我听到呻吟声,还有祷告声。我听到一个婴儿哭喊,母亲在低声安抚。有人作呕,有人咒骂俄国佬。卡车左右摇晃,上下颠簸。大家的头撞上金属板。听完翻译,俄国兵狞笑依然。他打开保险栓,将枪口对准爸爸的胸膛。我的心快要跳出喉咙,用双手把脸掩住。你每次都得充好汉不可吗?我想,心怦怦跳。你就不能忍哪怕一次吗?但我知道他不会——忍气吞声不是他的本性。问题是,他的本性正要送我们上西天。爸爸终于放手,卡林瘫倒在地板上,翻滚喘气,房间安静下来。不到两个钟头之前,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的清白,爸爸甘愿吃一颗子弹。而如今,若非同一个女人的求情,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个汉子掐死。卡林把车停在路旁,这时我们在玛希帕瀑布以西数公里的地方。玛希帕——它的意思是“飞翔的鱼儿”——是一处山峰,壁立千仞,俯览着下面1967年德国人为阿富汗援建的水电站。数不清有多少次,爸爸跟我路过那座山峰,前往贾拉拉巴特,那个遍地柏树和甘蔗的城市是阿富汗人过冬的胜地。待得眼睛适应了黑暗,我数出地下室里面约莫有三十个难民。我们肩挨着肩,倚墙而坐,吃着饼干、面包,配以椰枣和苹果。第一天夜里,所有的男人在一起祷告,当中有个问爸爸为什么不加入,“真主会拯救我们所有人,你怎么不向他祷告呢?”“其他人,”卡林呼吸艰难地喘息着,“在地下室。”“但我们已经付出可观的报酬,他得到了一大笔钱。”丈夫说。又一声打火的火机声。有人大笑,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噼啪声让我跳起来。爸爸伸手按住我的大腿。发笑的那个男人哼起歌来,带着厚厚的俄国口音,含糊走调地唱着一首古老的阿富汗婚礼歌谣:你张开嘴巴,张得大大的,连腭骨都咯咯作响。你下令自己的肺吸进空气,如今,你需要空气,现在就需要。但是你肺里的气道不听使唤,它们坍塌,收紧,压缩,突然之间,你只能用一根吸管呼吸。你的嘴巴闭上,嘴唇抿紧,你所能做的,只是发出一阵窒息的咳嗽。你双手抽搐,晃动。身体里似乎某个地方有座水坝决堤,冰冷的汗水汹涌而出,浸湿你的身体。你想哭喊。如果你能,一定喊出声来。可是你必须吸气才能哭喊。“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,”爸爸愤怒地说,“因为他要赚这一程的车费,他只在乎这个。”卡林发出哽咽的声音,唾液从嘴角流出来。爸爸低声咕哝了几句。我想告诉他我很抱歉,但刹那间我满嘴唾液,喉底尝到胆汁的苦味。我转过身,揭起帆布,在行进的卡车一边呕吐起来。在我身后,爸爸正向其他乘客赔不是,仿佛晕车是犯罪,仿佛人们到了十八岁就不应该晕车。我又吐了两次,卡林这才同意停车,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担心我弄脏他的车,他赖以谋生的工具。卡林是个蛇头,从被俄国人占领的喀布尔,将人们偷偷运到相对安全的巴基斯坦,这在当时可是日进斗金的生意。他把我们载往喀布尔西南170公里外的贾拉拉巴特,他的堂兄图尔在那边接应,负责再送逃难的人一程,他有一辆更大的卡车,会载着我们通过开伯尔隘口①,去往白沙瓦②。接下来我还记得的,是爬出油罐之后清早耀眼的光线。我记得自己抬脸向天,眯着眼睛,大口呼吸,仿佛世间的空气即将用完。我躺在泥土路一边,下面是怪石嶙峋的坑壕,我望着清晨灰蒙蒙的天空,为空气感恩,为光芒感恩,为仍活着感恩。有人在哭喊。不,不是哭喊,是哀嚎。我看到旅客围成一团,听到他们焦急的声音。有人说了一个字:“油气。”有人也说了。哀嚎变成撕心裂肺的惨叫。第二个俄国军官头发灰白,身材魁梧,用一口破法尔西语对我们说话。他为他手下的所作所为道歉,“俄国送他们来这里战斗,”他说,“但他们只是孩子,一来到这里,他们就迷上了毒品。”他恨恨地望着那个年轻的士兵,如同严父被儿子的行为不端激怒。“这个家伙现在药性发作。我会试试阻止他……”他挥手让我们离开。“我正要这么做。”爸爸说。这个屋子里面其他人所不知道的是,爸爸并非在开玩笑。卡林脸色涨红,双脚乱踢。爸爸仍掐着他,直到那个年轻的妈妈,被俄国兵看中的那个,求他放手。他们交谈。“他说这是战争。战争无所谓羞耻。”我们刚进入那间昏暗且一无所有的房间,卡林就把前门锁上,拉上那代替窗帘的破布。跟着他深深吸了一口气,告诉我们坏消息。他的兄弟图尔没法送我们去白沙瓦。上个星期,他那卡车的发动机坏了,图尔还在等零件。但我睁开眼睛,看到爸爸仍站着,脑里这些盘旋的念头停止了。我看见又一个俄国兵,还有其他人。他的枪口朝天,冒出一阵烟雾。那个要射杀爸爸的士兵已经把他的武器收好,立正敬礼。我从未像此刻一样,又想笑又想哭。他枯萎了——显然没有其他词可以代替这个。他双眼空洞地看着我,丝毫没有认出我。他耷拉着肩膀,脸颊凹陷,似乎已经厌倦了附在下面的骨头上。他的父亲在喀布尔有座电影院,正在跟爸爸诉苦,三个月前,他的妻子在庙里,被一颗流弹击中,当场毙命。然后他跟爸爸说起卡莫,我零星听到一点:不该让他一个人去的……你知道,他那么俊美……他们有四个人……他试图反抗……真主……血从那儿流下来……他的裤子……不再说话……目光痴呆……“他说什么?”“他没气了!我的儿子没气了!”他哭喊着。卡莫毫无生气的身体躺在他父亲的膝盖上,他的右手软软垂着,随着他父亲的哭泣来回抖动。“我的孩子!他没气了!安拉,帮帮他,让他活过来!”我从卡车后面跳下去,跌跌撞撞走到路边布满尘灰的护栏。我嘴里涨满了唾液,那是快要呕吐的征兆。我蹒跚着走近悬崖边,下面的深渊被黑暗吞噬了。我弯下腰,双手撑在膝盖上,做好呕吐的准备。在某个地方传来树枝噼啪作响的声音,还有猫头鹰的叫声。寒风微微拂动树枝,吹过山坡上的灌木丛。而下面,水流在山谷淌动,传来阵阵微弱的声音。“别杀我!”卡林哭喊。隔壁传来一阵敲打的声音。不,不是隔壁,是地下。我又弯下腰,在路边干呕。“还有另外的选择。”卡林说,在一片哀叹之中,他提高了声音。他的堂兄有辆油罐车,曾经用它偷运过几次旅客。他就在这里,在贾拉拉巴特,也许可以装下我们所有人。我站在路肩上,想起我们如何离开家园,那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。仿佛我们只是外出下馆子:厨房的洗碗盆堆放着沾有肉丸夹饼残渣的盘子,盛满衣物的柳条篮子摆在门廊,被褥还没叠好,衣橱里挂着爸爸做生意穿的套装。起居室的墙上仍挂着壁毯,我妈妈的图书仍拥挤地占据着爸爸书房里的架子。我们出逃的迹象很微妙:我父母的结婚照不见了,爷爷跟纳迪尔国王站在死鹿之前合影的那张老照片杳然无踪。衣橱里少了几件衣服。五年前拉辛汗送我的那本皮面笔记本也消失了。我不记得那是何年何月的事情。我只知道记忆与我同在,将美好的往事完美地浓缩起来,如同一笔浓墨重彩,涂抹在我们那已经变得灰白单调的生活画布上。我们在路上默默行进了十五分钟,那年轻妇女的丈夫突然站起来,做了一件在他之前我曾见到很多人做过的事情:他亲了爸爸的手。“什么?”我们凌晨两点离开喀布尔,自那时起我的内脏就已经翻江倒海。虽然爸爸没有说什么,但我知道在他眼里,晕车是孱弱无能的表现——这可以从他的脸色看出来,有好几次,我的胃收缩得厉害,忍不住呻吟,他的表情很尴尬。那个拿着念珠的矮壮男人——在祈祷的那个妇女的丈夫——问我是不是要吐了,我说可能是。爸爸把头别开。那男人掀起帆布的一角,敲敲驾驶室的窗门,要求司机停下来。司机卡林是个黑瘦的汉子,一张老鹰般的脸上留着小胡子,他摇摇头。卡林告诉我们,应该再过几天,卡车就可以修好了。那时我们便可前往白沙瓦,奔上那通往自由和安全的旅途。爸爸将我的手打开。“我什么也没教过你吗?”他生气地说,转向那个一脸坏笑的士兵,“告诉他最好一枪就把我打死,因为如果我没有倒下,我会把他撕成碎片。操他妈的。”早晨,贾拉鲁丁——五年来的第七个仆人——兴许会以为我们出去散步或者兜风。我们没有告诉他。在喀布尔,你再不能相信任何人——为了获得悬赏或者因为受到威胁,人们彼此告密:邻居告发邻居,儿童揭发父母,兄弟陷害兄弟,仆人背叛主人,朋友出卖朋友。我想起歌手艾哈迈德·查希尔,他在我13岁生日那天弹奏手风琴。他和几个朋友开车去兜风,随后有人在路边发现他的尸体,有颗子弹射中他的后脑。那些人无所不在,他们将喀布尔人分成两派:告密的和没有告密的。最麻烦的是,没有人知道谁属于哪一派。裁缝给你量身时,你几句无心快语可能会让你身处波勒卡其区的黑牢。对卖肉的老板抱怨几句宵禁,你的下场很可能是在牢栏之后望着俄制步枪的枪管。甚至在吃晚饭的桌子上,在自家的屋子里,人们说话也得深思熟虑——教室里面也有这样的人,他们教小孩监视父母,该监听些什么,该向谁告发。剩下的路程只在脑海里留下零零碎碎、时隐时现的记忆,多数跟声音和味道有关:米格战斗机在头顶轰鸣;断断续续的枪声;旁边有驴子昂昂叫;一阵铃铛的声音和羊群的咩咩叫;车轮压上沙砾的响声;黑暗中婴孩的哭嚎;汽油、呕吐物和粪便的臭味。卡林跟俄国士兵交谈。“他说……他说任何代价都有一点附加税费。”“把他放下来,老爷,你会杀了他的。”有个乘客说。“我记得你说过那辆卡车是上星期坏的。”我翻过身,仍趴在冰冷的泥土上,看到爸爸脚下两边放着我们的行李箱。从他双腿间的三角形望去,我看到油罐车停在路边,其他逃难的人正从后面的梯子下来。更远处,大地在灰蒙的天空下宛如铅板,土路伸延而去,消失在一排碗状的山丘之后。有座小小的村落沿着马路,悬挂在向阳的山坡上。我三更半夜在这路边干什么呢?我应当躺在床上,盖着毯子,身旁放着一本毛边的旧书。这肯定是一场梦,肯定是。明天早晨,我会醒来,朝窗外望出去:人行道上没有那些阴沉着脸的俄国士兵在巡逻;没有坦克在我的城市里面耀武扬威,它们的炮塔活像责难的手指那样转动;没有断壁残垣,没有宵禁,没有俄国军队的运兵车在市场上迂回前进。这时,我听到爸爸和卡林在我身后讨论到了贾拉拉巴特的安排,持续了一根烟的时间。卡林一再向爸爸保证,他的兄弟有辆“很棒的、质量一流的”大卡车,到白沙瓦去可谓轻车熟路。“他闭上眼也能把你们送到那儿。”卡林说。我听见他跟爸爸说,他和他的兄弟认识把守关卡的俄国和阿富汗士兵,他们建立了一种“互惠互利”的关系。这不是梦。一架“米格”战斗机突然从头顶呼啸而过,仿佛在提醒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卡林扔掉手里的香烟,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,指向天空,做出射击的姿势,他朝那架米格吐口水,高声咒骂。顷刻之后,我们的车开走了。我听到一声大笑,跟着传来第一个士兵的声音,含混而走调地唱着那古老的婚礼歌谣。“爸爸,坐下吧,求求你,”我说,拉着他的衣袖,“他真的会朝你开枪。”地下室已经够暗了,油罐更是不见天日。我右看,左看,上看,下看,伸手在眼前挥动,可是什么也见不到。我眨眼,再眨眼,不见五指。空气不对劲,它太厚重了,几乎是固态的。空气不应该是固态的。我很想伸出手,把空气捏成碎片,把它们塞进我的气管。还有汽油的味道,油气刺痛我的眼睛,好像有人拉开我的眼皮,拿个柠檬在上面摩擦。每次呼吸都让我的鼻子火辣辣的。我会死在这样的地方,我想。尖叫就要来了,来了,来了……“他们等多久了?”爸爸说,眼睛盯着卡林。“我们在巴基斯坦,阿米尔。”爸爸说,他站在我身边,“卡林说他会唤来巴士,把我们送到白沙瓦。”美好的事情,快乐的事情。我放任自己思绪翻飞,浮现出来的是:注释:第一天夜里稍晚的时候,我发现卡莫和他父亲藏身在我们这群人之间。看到卡莫坐在地下室里面,距我只有数尺之遥,这太让我吃惊了。但当他和他的父亲走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,我看见了卡莫的脸,真的看见了……接着出现了小小的神迹。爸爸卷起我的衣袖,有个东西在黑暗中发出绿光。光芒!爸爸送的手表。我的眼睛盯着那萤绿的指针。我害怕会失去它们,我不敢眨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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