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

所属书籍: 追风筝的人     发布时间:2014-06-10

不知道什么东西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声响,接着大地微微抖动,我们听见“砰——砰——砰”的枪声。“爸爸!”哈桑大声叫喊。我们拔腿跑出起居室,看见阿里跛着脚在走廊狂奔。眼下他正双手放在背后,用那双胶底运动鞋踢起尘灰,朝我们走来。“这不是份寻常的礼物,我知道。”爸爸说,“也许不是你想要的,但这份礼物会陪伴你终生。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尽管喀布尔的皇宫换了新主人,生活仍和过去并无二致。人们依旧从周六到周四上班,依旧每逢周五聚集在公园、喀尔卡湖边或者帕格曼公园野餐。五颜六色的公共汽车和货车载满乘客,在喀布尔狭窄的街道上川流不息,司机的助手跨坐在后面的保险杠上,用口音浓重的喀布尔方言大声叫嚷,替司机指引方向。到了为期三天的开斋节,斋戒月③之后的节日,喀布尔人穿上他们最新、最好的衣服,相互拜访。人们拥抱,亲吻,互祝“开斋节快乐”。儿童拆开礼物,玩着染色的水煮蛋。我转过身,正好看到哈桑的弹弓。哈桑把那根橡皮带满满拉开,弓上是一块核桃大小的石头。哈桑用弹弓对着阿塞夫的脸,他用尽力气拉着弹弓,双手颤抖,汗珠在额头上渗出来。阿塞夫咬牙切齿:“放下来,你这个没有老娘的哈扎拉小子。”爸爸望着哈桑迷惑不解的眼睛:“我从新德里请来库玛大夫,库玛大夫是名整容外科医生。”“别这样嘛,阿里,跟我们说说。”我催他,“一本图画册吗?还是一把新手枪?”阿塞夫又看着我,他看起来像是刚从美梦中醒来。“希特勒生不逢时,”他说,“但我们还来得及。”阿塞夫的嘴巴抽搐了一下。瓦里和卡莫看到强弱易势,简直无法置信,有人在挑战他们的神,羞辱他。更糟糕的是,这个家伙居然是个瘦小的哈扎拉人。阿塞夫看看那块石头,又看看哈桑。他仔细看着哈桑的脸,他所看到的,一定让他相信哈桑并非妄言恫吓,因为他放下了拳头。我背后传来一阵急遽的活动声音。我眼角一瞄,看见哈桑弯下腰,迅速地站起来。阿塞夫朝我身后望去,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我看见瓦里和卡莫也看着我身后,眼里同样带着震惊的神色。“你们听到消息了吗,小子?”阿塞夫说,脸上还是带着那副邪恶的笑容,“国王跑掉了,跑得好!总统万岁!我爸爸跟达乌德汗相熟。你认识他吗,阿米尔?”1974年初冬,有一天哈桑和我在院子里嬉闹,用雪堆一座城堡。这时阿里唤他进屋:“哈桑,老爷想跟你说话!”他身穿白色衣服,站在门口,双手缩在腋下,嘴里呼出白气。随着时间的过去,肿胀消退,伤口弥合。不久,他的嘴唇上就只剩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缝合线。到下一个冬天,它变成淡淡的伤痕。说来讽刺,正是从那个冬天之后,哈桑便不再微笑了。我笑得更开心了。这也是哈桑的本领,他总是懂得在恰当的时间说恰当的事情——收音机的新闻实在是太闷了。哈桑回到他那寒碜的屋子去做准备,我跑上楼抓起一本书。接着我到厨房去,往口袋里塞一把松子,然后跑出去,哈桑在外面等我。我们穿过前门,朝那座山头进发。“什么呀?”“阿米尔少爷?”哈桑低声说。“怎么啦?”哈桑和我相视而笑。我们整天都在等他的传唤:那天是哈桑的生日。“那是什么,爸爸?你知道吗?可以告诉我们吗?”哈桑说,眼里洋溢着快乐。阿塞夫的父亲叫马赫穆德,我爸爸的朋友,是个飞机驾驶员。他家位于一处豪华的住宅区,深院高墙,棕榈环绕,就在我们家南边,只隔了几条街。住在喀布尔瓦兹尔·阿克巴·汗区的小孩,人人都知道阿塞夫和他那臭名昭著的不锈钢拳套,谁都不愿意尝尝它的滋味。由于父亲是阿富汗人,母亲是德国人,蓝眼睛的阿塞夫头发金黄,身材比其他孩子都要高大。他凶残成性,恶名远播,人们总是避之惟恐不及。他身旁有群为虎作伥的党羽,走在附近的街道上,宛如可汗在阿谀逢迎的部属陪伴下,视察自己的领地。他说的话就是法律,如果你需要一点法律教育,那么他那不锈钢拳套无疑是最好的教具。我曾见过他用那拳套折磨一个卡德察区的小孩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阿塞夫蓝色的眼睛中闪烁的近乎疯狂的光芒,还有他那邪恶的笑脸——那可怜的孩子被他痛击得不省人事,他竟然咧嘴大笑。瓦兹尔·阿克巴·汗区某些儿童给他起了个花名,叫“吃耳朵的阿塞夫”。当然,没有人胆敢当面这样称呼他,除非他们想亲身体会那个可怜孩子的下场:他跟阿塞夫争夺一只风筝,结果之后在路边的臭水沟打捞自己的右耳。多年以后,我学到了一个英文单词,在法尔西语找不到对应的字眼,可以用来形容阿塞夫那样的人渣:反社会分子。“爸爸!那是什么声音?”哈桑大叫,伸开双臂朝阿里奔过去。阿里伸手揽住我们。一道白光闪起,夜空亮起银辉。又是一道白光,随后是暴风骤雨般的枪声。“你知道那是什么吗?”那个印度人——库玛大夫说。“是的,少爷。但也许你没有看到,拉着弹弓的人是我。如果你敢动一动,他们会改掉你的花名,不再叫你‘吃耳朵的阿塞夫’,而是叫你‘独眼龙阿塞夫’。因为我这块石头对准你的左眼。”他泰然自若地说着,就算是我,也要费尽力气才能听得出他平静的声音下面的恐惧。身穿棕色西装的印度人微笑着,朝哈桑伸出手。“我是库玛大夫,”他说,“很高兴见到你。”他的法尔西语带着浓厚的印度卷舌音。“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,哈扎拉人。”阿塞夫阴沉着脸说,“我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。今天这事可没完,相信我。”他转向我,“我跟你也没完,阿米尔。总有一天,我会亲自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”阿塞夫退了一步,他的跟班也是。爸爸从来不会忘记哈桑的生日。曾经,他经常问哈桑想要什么,但后来他就不问了,因为哈桑要的东西太过细微,简直不能被称之为礼物,所以每年冬天爸爸自行挑选些东西。有一年他给买了一套日本的玩具车。上一年,爸爸让哈桑喜出望外,给他买了一顶毛皮牛仔帽,克林特·伊斯伍德带着这种帽子演出了《黄金三镖客》——这部电影取代了《七侠荡寇志》,成为我们最喜爱的西部片。整整一个冬天,哈桑和我轮流戴那顶帽子,唱着那首著名的电影主题曲,爬上雪堆,打雪仗。我耸耸肩:“我不懂。”爸爸的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传出“共和”这个词。“什么是‘共和’?”我们在前门脱掉手套,擦掉靴子上的雪。我们走进门廊,看到爸爸坐在炭火熊熊的铁炉前面,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秃头印度人,他穿着棕色西装,系着红领带。“你好。”哈桑惴惴说。他礼貌地点点头,但眼睛却望向站在他后面的父亲。阿里上前一步,把手放在哈桑肩膀上。我们停在他怀里,有那么一会儿,我竟然发疯似的觉得很高兴,而不管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哈桑双手颤抖,努力把弹弓插回腰间。他的双唇弯起,或是想露出一个安心的微笑吧。他试了五次,才把弹弓系在裤子上。我们脚步沉重地走回家,深知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很可能在某个拐角处等着收拾我们,没有人开口说话。他们没有,那应该让我们松一口气。但是我们没有,根本就没有。“好吧,达乌德汗去年还在我家吃过晚饭。”阿塞夫继续说,“怎么样啊,阿米尔?”“阿米尔少爷?”阿里耸耸肩:“老爷没有告诉我。”远处传来警报声。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玻璃破裂的声音,还有人高声叫嚷。我听见人们从睡梦中惊醒,跑到街道上,也许身上还穿着睡衣,披头散发,睡眼惺忪。哈桑在哭,阿里将他抱紧,轻轻地抚摸着他。后来我告诉自己,我没有妒忌哈桑,一点都没有。哈桑摇摇头。他带着询问的眼色望向我,但我耸耸肩。我只知道,人们要是得了阑尾炎,就得去找外科医生医治。我之所以知道,是因为此前一年,有个同学死于阑尾炎,我们老师说他拖了太久才去找外科医生。我们两个齐齐望向阿里,但从他那里当然也得不到答案。跟过去一样,他仍是木无表情,但眼神变得严肃一些。哈桑耸耸肩。在外人看来,他镇定自若,但哈桑的脸是我从小就看惯了的,我清楚它所有细微的变化,他脸上任何一丝颤动都躲不过我的眼睛。我看得出他很害怕,非常害怕。我在想,如果我们在这片荒地高声求救,会不会有人听到?爸爸的房子距这儿足足有一公里。要是我们留在家里就好了!哈桑一言不发,在我身后又退了一步。“噢。”哈桑说。他松了一口气,微笑着,但也只是松了一口气。“我不是害怕,老爷,我只是……”哈桑也许是个傻瓜,我可不是。我知道要是医生跟你说不会痛的时候,你的麻烦就大了。我心悸地想起去年割包皮的情形,医生也是这么对我说,安慰说那不会很痛。但那天深夜,麻醉药的药性消退之后,感觉像有人拿着又红又热的木炭在烫我的下阴。爸爸为什么要等到我十岁才让我割包皮呢?我百思不得其解,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原谅他的事情之一。“别担心,”库玛大夫插嘴说,脸上带着微笑,“不会让你觉得很痛的。实际上,我会给你用一种药,你什么都不会记得。”“怎么啦?”“噢,”哈桑说,他看看库玛大夫,看看爸爸,又看看阿里,伸手遮住上唇。“噢。”他又说。


注释:哈桑和我茫然对视。那儿没有见到任何包着礼物的盒子,没有袋子,没有玩具,只有站在我们后面的阿里,还有爸爸,和那个看上去像数学老师的印度人。“你的哈扎拉人今天犯了大错,阿米尔。”他说,然后转身离开。我看着他们走下山,消失在一堵墙壁之后。我不知道“他们”是谁,也不知道他们隐瞒了什么真相,我也根本不想去知道。我希望我什么也没说,我又希望我抬起头就能看见爸爸朝山上走来。“谢谢。”“早上好,苦哈哈!”阿塞夫说,摆摆手。“苦哈哈”是另外一个阿塞夫喜欢用来侮辱人的词语。他们三个都比我们大,看到他们走近,哈桑躲在我后面。他们站在我们面前,三个穿着牛仔裤T恤的高大男生。阿塞夫身材最魁梧,双臂抱胸,脸上露出凶残的笑容。我已经不止一次觉得阿塞夫不太像个正常人。幸运的是,我有爸爸这样的父亲,我相信正是因为这个,阿塞夫对我不敢太过放肆造次。“噢,”哈桑说,他舔舔嘴唇,清清喉咙,说:“老爷,这……这会不会……”“但是你得读读那些学校里面看不到的书。”阿塞夫说,“我读了,令我茅塞顿开。现在我有个抱负,我要将它告诉我们的总统。你想知道那是什么吗?”跟哈桑一样,阿里也不善说谎。每年我们生日,他都假装不知道爸爸买了什么礼物。每年他的眼神都出卖他,我们都能从他口里将礼物套出来。不过这次他看来似乎真的不知道。在随后几年,喀布尔的人们不时将“经济发展”、“改革”之类的词挂在嘴边。君主立宪制被废弃了,取而代之的是共和国总统领导下的共和制。有那么一阵,这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,也有各种远大目标,人们谈论着妇女权利和现代科技。我们就那样哆嗦地抱成一团,直到天快破晓。枪声和爆炸声还没一个钟头就结束,可是把我们吓坏了,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过街道上会有枪响。当时这些声音对我们来说太奇怪了。那些耳朵里面除了枪响再没有其他声音的阿富汗孩子当时还没出世。在餐厅里,我们挤成一堆,等待太阳升起,没有人意识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然告终。我们的生活方式,即使尚未全然终结,那也是苟延残喘。终结,正式的终结是在1978年4月,其时政变发生,接着是1979年12月,俄国坦克在我和哈桑玩耍的街道上耀武扬威,给我的父老乡亲带来死亡,开启了如今仍未过去的、血流成河的时代。我露出微笑:“好啦,你这头驴子,没有人会送走你们。”“阿米尔少爷?”“哈桑,”爸爸说,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,“来见见你的生日礼物。”他们根本不是在猎杀野鸭。真相终于大白:1973年7月17日夜里,他们根本就没有对什么东西开枪。翌日清晨,大梦初醒的喀布尔发现君主制已然成为历史。查希尔国王远在意大利,他的堂兄达乌德汗①趁他不在,发动了政变,没有多加杀戮,就终结了他四十年来的统治。“我觉得不是。”我低声回答。他朝哈桑扬起下巴。“喂,塌鼻子,”他说,“巴巴鲁可好吗?”我看着他那狂妄的眼睛,看懂了他的眼色,他是真的要伤害我。阿塞夫举起拳头,向我走来。“‘共和’是不是要我和爸爸离开这里?”手术很成功。他们刚解掉绷带的时候,我们多少都有点吃惊,但还是像库玛大夫先前交代的那样保持微笑。但那并不容易,因为哈桑的上唇看起来又肿又怪,没有表皮。护士递给哈桑镜子的时候,我希望他哭起来。哈桑深深地看着镜子,若有所思,阿里则紧紧握住他的手。他咕哝了几句,我没听清楚。我把耳朵凑到他唇边,他又低声说了一遍。阿塞夫不屑地说:“他说的跟我妈妈一样。她是德国人,她本来应该更清楚。不过他们要你这么认为,是吗?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真相。”接着他的嘴唇扭曲了,当时,我完全知道他在干什么。他在微笑。就像他从母亲子宫里出来时那样微笑着。“哦,你们碍着我了。”阿塞夫说。看到他从裤兜里掏出那个东西,我的心开始下沉。当然,他掏出来的是那黄铜色的不锈钢拳套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“你们严重地碍着我。实际上,你比这个哈扎拉小子更加碍着我。你怎么可以跟他说话,跟他玩耍,让他碰你?”他的声音充满了嫌恶。瓦里和卡莫点头以示同意,随声附和。阿塞夫双眉一皱,摇摇头。他再次说话的时候,声音显得跟他的表情一样困惑。“你怎么可以当他是‘朋友’?”我记得隔日早上,爸爸和拉辛汗喝着红茶,听着喀布尔广播电台播送的有关政变的最新消息,我跟哈桑躲在爸爸的书房外面。我摇摇头。他终究还是说了,阿塞夫总是自问自答。“请让我们走,少爷。”哈桑语气平静地说。他称呼阿塞夫为少爷,有个念头在我脑里一闪而过:带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,生活在一个等级分明的地方,究竟是什么滋味?“我爸爸说希特勒是个疯子,他下令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。”我来不及用手捂住嘴巴,这话已经脱口而出。③回历的第九个月为斋戒月。哈桑想了想,说:“阿米尔少爷?”他那双蓝眼睛望着哈桑:“阿富汗是普什图人的地盘,过去一直是,将来也永远是。我们是真正的阿富汗人,纯种的阿富汗人,这个塌鼻子不是。他们这种人污染了我们的土地、我们的国家,他们弄脏我们的血脉。”他挥舞双手,做了个夸张的姿势,“普什图人的阿富汗,我说,这就是我的抱负。”他伸手去牛仔裤的后兜摸索某样东西,“我要恳求总统完成从前国王没做的事情,派军队清除所有这些垃圾,这些肮脏的哈扎拉人。”可是他并非我的朋友!我几乎冲口说出。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吗?当然没有,我没有想过。我对哈桑很好,就像对待朋友,甚至还要更好,像是兄弟。但如果这样的话,那么何以每逢爸爸的朋友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拜访,我玩游戏的时候从来没喊上哈桑?为什么我只有在身边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才和哈桑玩耍?“你知道下次达乌德汗到我们家里吃晚饭我会对他说什么吗?”阿塞夫说,“我会跟他稍作交谈,男人和男人的交谈。将我跟妈妈说过的那些告诉他,关于希特勒的。现在我们有位伟大的领袖,伟大的领袖,一个志向远大的男人。我会告诉达乌德汗,提醒他记住,要是希特勒完成他那未竟的事业,这个世界会变得比现在更好。”太阳快升起的时候,爸爸的轿车驶进车道。他重重地关上车门,匆忙的脚步在台阶上发出沉重的声音。接着他在门口出现,我看见他脸色挂着某种神情,那种脸色我一时辨认不出来,因为此前从未在他身上见过:恐惧。“阿米尔!哈桑!”他大喊,张开双臂朝我们跑过来,“他们封锁了所有的道路,电话又坏了,我很担心。”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残疾,可以乞换来爸爸的怜悯。太不公平了,哈桑什么都没干,就得到爸爸的爱护,他不就是生了那个愚蠢的兔唇吗?在那些折磨阿里的男孩中,阿塞夫远比其他人来得恶毒。实际上,人们用“巴巴鲁”来嘲弄阿里,他正是始作俑者。喂,巴巴鲁,你今天吃了谁啊?哦?来吧,巴巴鲁,朝我们笑一笑。在那些他觉得特别来劲的日子,他会加油添醋:喂,你这个塌鼻子巴巴鲁,今天吃了谁啊?告诉我们,你这头细眼睛的驴子!“我爸爸跟他也熟。”我说,实际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。阿塞夫笑起来:“难道你没有看到吗?我们有三个人,你们只有两个。”“这么说吧,”库玛大夫说,“我的工作是修理人们的身体,有时是人们的脸庞。”“请放过我们,少爷。”哈桑说。我们穿过住宅区,在一片通往山丘的荒芜空地上跋涉前进。突然间,一块石头击中了哈桑的后背。我们转过身,我的心一沉。阿塞夫和他的两个狐朋狗友,瓦里和卡莫,正朝我们走过来。“我不想他们把我跟爸爸送走。”阿塞夫戴上他的不锈钢拳套,冷冷瞟了我一眼。“你也是个问题,阿米尔。如果没有你和你父亲这样的白痴,收容这些哈扎拉人,我们早就可以清除他们了。他们全都应该去哈扎拉贾特②,在那个属于他们的地方烂掉。你是个阿富汗败类。”②Hazarajat,阿富汗中部山区,为哈扎拉人聚居地。“放我们走,阿塞夫,”我说,对自己颤抖的声音感到厌恶,“我们没有碍着你。”①Mohammed Daoud Khan(1909~1978),1973年起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,直到1978年被刺杀。“他们在猎杀野鸭。”阿里嘶哑地说,“他们在夜里猎鸭子,别害怕。”“什么呀?”“你想去爬我们的树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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