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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 重归一统 第四十五集 情天恨海

所属书籍: 易中天品三国

三国时代的主要领导人,曹操、孙权、刘备、诸葛亮,共同的优点是都会用人,这才得众力相扶,成鼎足之势。但是,他们的风格和做法又各不相同。那么,孙权的特地是什么?他的这种风格表现在哪些方面?它是怎样形成的,又有什么不足之处呢?
  在上一集,我们简略地描述了孙权的成功道路。在这里,我们看到了他个人素质和政治策略方面的原因,那就是胸怀大志,不露锋芒,审时度势,能屈能伸。用吴国使臣赵咨的话说,就是“雄略”。但这只是孙权成功原因之一。比较全面的说法,恐怕还是陈寿在《吴主传》的评语中所说的那八个字——“屈身忍辱,任才尚计”。陈寿认为,正因为如此,孙权才能独自占据江东(自擅江表),形成鼎足之势(成鼎峙之业)。也就是说,孙权的成功有三个原因:忍辱负重、足智多谋,善于用人。前两个原因,上一集讲了一些。这一集,我们就看着重讲孙权的用人。
  我们知道,三国,是一个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的时代。三国时代的主要领导人曹操、孙权、刘备、诸葛亮,也都善于用人。正如清人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所说:“人才莫盛于三国,亦惟三国之主,各能用人,故得众力相扶,以成鼎足之势。”在此前提下,如果要做一个“排行榜”(仅限于用人,不是全面评价),那么,位列榜首的当是曹操。曹操善于用人,当时就很出名。孙权说曹操的用人“自古少有”。孙权这话是对诸葛瑾说的,本意是要说明曹魏一代不如一代(丕之于操,万不及也。今叡之不如丕,犹丕不如操也)。但他对曹操的评论,却堪称“酷评”。据《三国志?诸葛瑾传》,孙权对诸葛瑾说,曹操这个人,也就是在杀伐方面稍微过分了一点(其惟杀伐小为过差),还有就是离间别人的骨肉亲情太冷酷了(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)。至于用人(御将),那是从古到今都少见的(自古少有)。
  孙权这话,也有两说。说曹操“杀伐小为过差”,是不对的,应该说是“大为过差”。但孙权自己也是杀人的,所以他这样。至于对曹操用人的评价,应该说公正客观,因为这是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说话,完全用不着讨好那个既是“敌人”又是“死人”的曹操。何况孙权自己也是“人主”,也会用人,岂有刻意扬人抑己之理?实际上孙权用人的水平,也就仅次于曹操。张作耀先生的《刘备传》,就说“孙权的用人知道,远在刘备之上”。他的善于用人,就连帝国也不能不佩服。比如黄武三年(公元224年)九月,亲率大军准备伐吴的曹丕,就曾站在长江边上发出感叹,说“彼有人焉,未可图也”,然后撤军。这话记载在《三国志?吴主传》。同样,诸葛亮在讲到为什么不能和东吴翻脸时,理由之一也是“彼贤才尚多,将相缉穆”。这话见于《三国志?诸葛亮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汉晋chūn秋》。缉穆,既是和睦。所谓“贤才尚多,将相缉穆”,也就是人才济济一堂,上下同心同德。这正是孙权集团前期的特地(后期则正好相反,以后再说)。而且,孙权手下的人才,还绵延不尽。比如武将,周瑜之后有鲁肃,鲁肃之后有吕蒙,吕蒙之后有陆逊,而且能力水平不相上下,陆逊还文武双全。文臣方面,则有张昭、顾雍、诸葛瑾、步骘,皆为一时之选。
  这就奇怪。东吴,为什么有这样的凝聚力呢?
 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,但孙权的善于用人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。那么。孙权又怎么个会用人呢?这么说吧,他是连别国的人才都了解,都想要的。比方说,他就曾料定杨仪和魏延在诸葛亮去世以后“必为祸乱”,这事我们在《祸起萧墙》一集讲过。孙权这话,是对费祎说的;而孙权对费祎,则是十分欣赏。费祎第一次出使吴国,孙权就看上他了。据《三国志?费祎传》,当时费祎以“昭信校尉”的身份使吴,孙权照例设宴款待。孙权这个人,原本就能言善辩(性既滑稽),开起玩笑来没有谱(嘲啁无方)。他手下的那些人,比如诸葛恪等,一个个也都是铁嘴。结果席间便唇枪舌剑“论难锋至”。然而费祎“辞顺义笃,据理以答”,让孙权十分赞赏(甚器之)。孙权对费祎说,当今之世,先生可谓德才兼备(君天下淑德),必定成为蜀国的栋梁(必当股肱蜀朝),今后只怕很难见面了。
  费祎如何舌战群儒,《费祎传》没有记载。《诸葛恪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恪别传》倒是记了一笔,不妨当作逸闻趣事来看。据说,当时费祎进入宴会厅时,因为孙策事先打了招呼,因此所有人都在低头吃东西,只有孙权站起来迎接他。费祎一见,便口占四言诗一首,道是“凤凰来翔,麒麟吐哺。驴骡无知,伏食如故”。这下子反倒是东吴这边没面子了。于是诸葛恪便也口占四言诗一首,道是“爰植梧桐,以待凤凰。有何燕雀,自称来翔。何不弹shè,使还故乡,”算是扯平。但费祎仅仅嘲讽东吴群臣(他们也“罪有应得”),对孙权还是给足了面子(麒麟吐哺),格调显然在诸葛恪之上。
  这种“口水战”,也是吴蜀外交史上常有的事情,并不妨碍邦交和相互之间的好感。它也只不过是“花絮”,并非外交谈判的内容。费祎使吴,一定还有更精彩的表现,因此孙权大为欣赏。据《费祎传》裴松之注引《祎别传》,孙权还“以手中常所执宝刀赠之”。这是一种很重的情分。中国有句老话,宝刀赠烈士,货卖与识家。军人之间赠武器,起码认为对方是条汉子。何况是一国之元首赠与外国之使臣呢,又何况所赠之武器竟是自己的贴身之物呢。那是包含着敬重、欣赏、信任等多重含义的。所以费祎十分感动。费祎说,臣何德何能,能够受此重托?不过,刀,是用来“讨不庭,禁暴乱”的,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愿大王“勉建功业,同奖汉室”。臣虽然愚昧,却是一定不会辜负大王厚望的。
  在这里,我们其实已经看出孙权用人的特点了,那就是“以情感人”。我对三国时代主要领导人(包括虽非君主却是实际上领导核心的诸葛亮)的用人特点,有十二个字的概括:操以智,权以情,备以义,亮以法。也就是说,曹操靠智慧,孙权靠情感,刘备靠义气,诸葛亮靠法制。而且,正因为诸葛亮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地依法治国,依法用人,所以,他的zhèng fǔ里面没有贪官污吏(吏不容奸),每个人都勤奋向上(人怀自厉),忘我工作(佥忘其身)。可以这么说,诸葛亮的zhèng fǔ最像zhèng fǔ。
  曹操、刘备、孙权的zhèng fǔ,就没那么像了。曹操的有点像沙龙,刘备的有点像帮会。这也是情有可原。因为曹操、刘备,也包括孙权,都有一个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、从军阀到帝王的过程。与之相对应,他们的班子,也都有一个演变过程,即前期是将军幕府,后期才是帝王朝廷。幕府总是带有个人sè彩的。主官是什么性格,幕府也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。操以智,他的幕府就像沙龙;备以义,他的幕府当然也就像帮会,而且很有点像“丐帮”。
  那么,孙权的幕府像什么?
  像家庭。张昭是“仲父”,周瑜是“长兄”。张昭的“仲父”地位,是孙策时代就确定了的,我们在《江东基业》一集讲过。周瑜从小就与孙策“独相友善”,而且两人“升堂拜母,有无通共”,是铁哥们。后来,孙权之母吴夫人还在此交代,说自己把周瑜看作亲儿子(视之如子也),要孙权把周瑜看作亲哥哥(汝其兄事之),我们在《中流砥柱》一集讲过。周瑜和孙权亲如家人,和鲁肃也亲如兄弟,所以孙权与鲁肃也亲。事实上,鲁肃投奔孙权的时候,孙权就给他母亲送衣服,送帷帐,送生活用品,很像侄儿对婶娘。这事《鲁肃传》有记载。鲁肃呢?则是拜了吕蒙之母的,所以鲁肃和吕蒙也是兄弟。这事《吕蒙传》有记载。吕蒙与鲁肃是兄弟,鲁肃与周瑜是兄弟,周瑜与孙权是兄弟,这叫什么?“兄弟连”。
  这一点很像刘备那边的情况,亲如兄弟,重情重义。不过相比较而言,刘备更重义,孙权更重情。这大约也是南北文化的差异:南人重情,北人重义。所以刘备与关羽、张飞他们的关系,自始自终贯穿的是一个“义”字,孙权这边则情感sè彩甚浓。《周瑜传》说,周瑜去世时,孙权“素服举哀,感动左右”,又亲自到芜湖迎接灵柩。即便很久以后,孙权也念念不忘周瑜,说当年打败曹操,夺得荆州,都是周瑜的功劳,因此“孤念公瑾,岂有已乎”!这是什么?这是感恩,也是念旧,更是有情。
  孙权对鲁肃和吕蒙也一样。《鲁肃传》说,鲁肃去世时,孙权“为举哀”而且“临其葬”。《吕蒙传》说,吕蒙病重时,孙权把他接到自己的殿内住下,向全地区征求名医,想方设法为他治疗。当时给吕蒙治病,大约要用针灸。每次扎针,孙权都要心痛(时有针加,权为之惨戚)。他想看看吕蒙的脸sè如何,又怕见面要行礼,吕蒙太累,就在墙壁上挖个小洞偷看。如果吕蒙能稍微吃点东西,就眉开眼笑喜形于sè。如果不能吃,就长吁短叹夜不能寐。这不是很像对待自己的家人吗?
  孙权的部下,似乎也有这种感觉,至少周瑜是有的。周瑜就说他和孙权的关系,是“外托君臣之义,内结骨肉之恩”。周瑜这话,是对蒋幹说的。据《三国志?周瑜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江表传》,蒋幹“有仪容,以才辩见称,独步江淮之间,莫与为对”,看来也是个才貌双全的漂亮人物。此公是九江人,周瑜则是庐江人。当时九江和庐江同属扬州,所以两人算是老乡。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,于是曹操便派蒋幹去做说客。具体时间,据《资治通鉴》是在建安十四年,所以不会有什么盗书的事。实际情况是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吃了亏,知道周瑜是个厉害角sè,这才起了策反的心,想让蒋幹把周瑜挖过来。
  曹操的这点小心眼,周瑜哪能不知道?所以蒋幹一到周营,周瑜就站在门口哈哈大笑,说子翼辛苦了!远涉江湖而来,怕是要为曹操做说客的吧?三天以后,周瑜又带着蒋幹到处参观,然后设宴款待。宴席上,周瑜对蒋幹说,男子汉大丈夫活在世上,难得的是遇到一位“知己之主”,能够“外托君臣之义,内结骨肉之恩,言行计从,祸福共之”。有这样的君臣际遇,就算是张仪、苏秦、郦食其活过来,周瑜也要摸着他的背,笑嘻嘻地把他顶回去(抚其背而折其辞),何况足下呢?蒋幹知道周瑜说不动,便很识趣地一言不发(但笑,终无所言)。回去以后,蒋幹便对曹操说,周瑜这个人宽宏大量,品格高尚(雅量高致),不是花言巧语可以离间的(非言辞所间),算是了却此事。
  周瑜当然是“雅量高致”,但孙权也确实表现出“骨肉之恩”。无疑,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周瑜的感受。不过一个家庭一个家族,也会有亲疏远近吧?何况孙权形成这种用人风格也很正常,因为他那个东吴政权原本就是“家族公司”。孙权从小就在这个“公司”里面混,和那些淮泗将领们一起出生入死,结下深厚友谊是很自然的。何况那时孙权集团还只是一支队伍,不是一个王朝,也没那么多繁文缛节(《周瑜传》就说孙权接班时“诸将宾客为礼尚简”),亲如家人并不奇怪。我们读《三国志》,不时都能发现孙权与群臣饮酒作乐打成一片的场面,很可能就是创业时期留下的遗风。
  难得的是孙权能够把情感用于政治。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。据《三国志?周泰传》,建安十八年(公元213年),曹操兵退濡须口。孙权任命出身贫贱的周泰为平虏将军,镇守此地,以朱然、徐盛为副。孙权知道朱杰和徐盛不会服气(并不伏也),便以巡视的名义来到军营,大宴群将。宴会上,孙权亲自给大家依次斟酒。走到周泰面前,突然让他脱下衣服,结果所有人都目瞪口呆。原来,周泰的身上伤痕累累,简直体无完肤。孙权用手指着这些伤痕,问周泰是怎么回事。周泰则一一作答,说明它们都是哪一场战争中所负之伤。据裴松之注引《江表传》,这时孙权哭了。他拉着周泰的手臂,叫着周泰的字说,幼平呀幼平,你为孤兄作战,是把命都搭上了!孤怎么能不把你当作亲兄弟(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),又怎么能不委你重任呢?(委卿以兵马之重乎)?放心干吧,不要因为出身寒门就有所顾忌(勿以寒门自退),孤和你休戚相关,荣辱与共(孤当与卿同荣辱,等休戚)!于是,不但朱然、徐盛,所有人都服了。
  孙权的这种“骨肉之恩”,不仅体现在周瑜、周泰这样跟着孙策打江山的淮泗将领身上,也体现在其他人身上,比如诸葛瑾。据《三国传?诸葛瑾传》,夷陵之战前,由于诸葛瑾是诸葛亮的哥哥,又曾写信给刘备,劝他退兵,便有人散布流言蜚语,说诸葛瑾“里通外国”。而且,据裴松之注引《江表传》,这事闹得沸沸扬扬(颇流闻于外);连陆逊都感到压力,建议孙权设法制止流言。孙权一面公开表态,说“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”,子瑜不会背叛孤,就像孤不会背叛子瑜。同时又给陆逊写信,说孤与子瑜共事多年“恩如骨肉”,深知子瑜的为人是“非道不行,非义不言”。想当年,孔明先生出使我方,孤曾经想让子瑜把孔明留下了(又一个挖墙脚的)。孤对子瑜说,弟弟追随哥哥,天经地义嘛!他说,舍弟既然跟了刘豫州,那就“义无二心”,舍弟不会留在将军这里,就像在下不会投奔刘豫州一样。你看,此心真可谓神明共鉴啊!所以,孤已经把那些诬告信转给子瑜了。你这封信,孤也会转过去,让子瑜知道你的好心。你放心,孤与子瑜,可谓“神交”,绝不是流言蜚语可以离间的。
  毫无疑问,这就是“用人不疑”了。这也是用人之道的基本原则,但孙权又有孙权的特sè,那就是不但“言行计从”,而且“恩如骨肉”。他和诸葛瑾是“恩如骨肉”,与周瑜、周瑜则有“骨肉之恩”,孙权的将军幕府,岂非很像家庭?他的信任除了理性(知道对方可信任),岂非还多了一份情感?孙权向诸葛亮表达这份情感时,其他人岂非也感同身受?当所有的人都感同身受时,岂非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?事实上,就有原本属于别国的人,为他真情所感动,成为了他的重臣,比如说潘濬(音俊jun).
  潘濬原本是刘备的人,在刘备手下做一个小官,关羽被杀后跟了孙权。据《三国志?潘濬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江表传》,当时荆州的官吏都归顺了孙权,惟独潘濬“称疾不见”,实际上就是不肯投降。孙权听说后,就派人去请他,把他从家里用床抬出来。潘濬脸朝下趴在床上不动,泪流满面,悲痛哽咽,不能自止。孙权叫着他的字,安微问候(慰劳与语),还让身边的人用手巾为他擦眼泪。于是潘濬感动,死心塌地辅佐孙权。顺便说一句,孙权后来还让潘濬感动了一次。情况和诸葛瑾一样,也是被别人诬告,而孙权信任如故。
  孙权用人,可圈可点之处甚多。他和曹操一样,不拘一格,唯才是举,用人不看门第,不论身份,不计仇怨,不求全备。比如步骘“种瓜自给”,阚泽“家世务农”,陈表“将家支庶”,张梁“未有知名”,刘基仇人之子,甘宁帝国之将,凌统使气杀人,胡综嗜酒如命,孙权都量才使用,各尽其能。此外,他还能虚心纳谏,检讨自己,这也和曹操一样。
  还有一点也很像,那就是他们的表现在早年、前期,晚年和后期就不好说了。孙权晚年,不要说与群臣不再“恩如骨肉”,便是自己家里,也无骨肉情意可言。孙权一共有七个儿子。长子孙登,次子孙虑,三子孙和,四子孙八,五子孙奋,六子孙休,七子孙亮。孙登是第一任太子,死在孙权的前面,总算没有遭太大的罪。孙虑二十岁去世,也算没有遭罪。孙休是吴国第三任皇帝,当了六年,三十岁去世,谥号景皇帝,还算不错。但他的皇后和两个儿子都被孙皓杀了,也很惨,但这是后话。
  最惨的是另外四个。三子孙和(第二任太子)与四子孙霸(鲁王)因为争宠,结果一个被废(孙和),一个赐死(孙霸)。而且,孙和这个废太子,后来还被权臣孙峻(孙坚弟孙静曾孙)所杀。五子孙奋,后来也被孙皓所杀。七子孙亮倒是当了皇帝(第二任),但他继位时只有十岁,十六岁就被权臣赶下台,后来又被第三任皇帝(也就是他的哥哥)孙休逼死或者毒杀。孙休杀了弟弟孙亮,他自己的皇后、儿子又被哥哥孙和的儿子孙皓所杀,你说这都是什么事!父亲杀儿子(孙权杀孙霸),哥哥杀弟弟(孙休杀孙亮),侄儿杀叔叔(孙皓杀孙奋),宗室杀皇族(孙峻杀孙和),这是“骨肉情深”吗?否!是“骨肉相残”。
  这是家庭,再说朝廷。孙权后期朝廷的情况如何呢?君王无端猜忌,群臣胆战心惊。为什么呢?因为孙权实行特务统治。嘉禾年间(公元232—237年),也就是孙权五十一岁以后,他开始信任一个叫吕壹的校事官。校事也叫典校、校曹、校郎、校关,曹魏和孙吴都有。其任务,说白了就是特务。而且吕壹这个特务,还特别猖狂。《顾雍传》的说法,是“短毁大臣,排陷无辜”,《步骘传》的说法,是“吹毛求疵,重罪深诬”。但是孙权听他的,结果朝廷上下人人自危。据《三国志?是仪传》,有一次,吕壹诬告曾担任江夏太守的刁嘉诽谤朝廷。孙权勃然大怒,将刁嘉下狱,查问同党。受牵连的人害怕,所有人吓得气都不敢出(群臣为之屏息)。是仪说,刀都架到脖子上了,我还撒什么谎?没听见就是没听见嘛!孙权这才放了刁嘉。不难想象,如果没有是仪,一颗人头岂不就莫名其妙地落地了?
  实际上孙权的晚年,简直就是神经过敏,疑神疑鬼,喜怒无常。比如名士虞翻,仅仅因为在宴会上装醉,就差一点被孙权杀掉(见《三国志?虞翻传》)。太子太傅张温出使蜀国前,孙权“甚见信重”。回国后,孙权却莫名其妙地怀疑他“里通外国”,又忌恨他“声名大盛”,认为此人“终不为己用”,竟然千方百计找岔子整他(思有以中伤之)。正好有个案子和张温有关,孙权便将他下了大狱,后来又罚往本郡做苦力(见《三国志?张温传》)。凡此种种,和早年、前期的“恩如骨肉”判若两人。所以严冷先生便在《三国史话随笔》中说,孙权怕是得了老年痴呆症。
  这当然是玩笑话。虞翻和张温的遭遇,背后都有极为复杂的政治原因,以后还要细讲。但根本的原因,则是君主制度。君主制度是一种放大了的家长制,孙权就是典型的家长作风。这些人从来就是唯我独尊的。也从来就是翻脸不认人的。实际上历来所谓“雄略之主”,几乎无不猜疑,尤其是在晚年。比如曹操、刘邦,还有更早的勾践,都是。陈寿在《吴主传》的评语中,说孙权“有勾践之奇英”,其实是一语双关。事实上孙权确实像勾践,既能忍辱负重,又能翻脸不认人。这正是此类人物的共性,尽管他们一个是越王,一个是吴帝。
  更何况孙权这个人,本来心肠就狠疑心就重,陈寿就说他“性多嫌忌,果于杀戮”,而且越到晚年就越是严重(暨臻末年,弥以滋甚)。这也不奇怪。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,任何特点也都是双刃剑。孙权是很重情感,但多情者往往多疑,情天往往也同时是恨海。爱之深恨之切,因此“恩如骨肉”和“果于杀戮”,无非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。所以孙权变得很厉害,也变得很合理,包括他冷落张昭,逼死陆逊。
  那么,这两位重臣为什么又会受到不公待遇呢?
  请看下集:冷暖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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