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部 孙刘联盟 第十六集 三顾茅庐

诸葛亮的出山，在《三国志》上只有短短一行字：“先主遂诣亮，凡三往，乃见。”这行文字被罗贯中演义为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。而《魏略》和《九州chūn秋》则说，是诸葛亮主动去见刘备的。那么，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？三顾茅庐的故事为什么会被一再传唱？
　　上一集我们讲到，歧路彷徨的刘备与诸葛亮相遇，从此峰回路转，事业蒸蒸rì上。但问题是，他们两个究竟谁先找谁。是刘备礼贤下士，还是诸葛亮投怀送抱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历史上有不同说法。《魏略》和《九州chūn秋》说，刘备来到荆州后，屯兵于樊城。建安十二年，曹操平定了北方，诸葛亮料定其下一个攻击目标必是荆州，而刘表“性缓，不晓军事”，于是“北行见备”。刘备并不认识诸葛亮（备与亮非旧），没把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，只当作一般士人接待（以其年少，以诸生意待之）。座谈完了，众人散去，只有诸葛亮留了下来。刘备也不问他想说什么，顺手拿起一根牦牛尾巴编起工艺品来。诸葛亮便说，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编牦牛尾巴吗？刘备知道诸葛亮不是寻常人等了，就说这是什么话！我不过“聊以忘忧”罢了。诸葛亮说，将军度量一下，刘镇南（指刘表）和曹公相比怎么样？刘备说，比不上。诸葛亮又问，将军自己呢？刘备说，也比不上。诸葛亮说，都比不上，难道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？刘备说，我也发愁，那你说怎么办？诸葛亮就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让刘备建议刘表鼓励游民自力更生，并登记在册，这样就可以增加荆州的实力了。
　　这种说法明显地和诸葛亮《出师表》相异，因此裴松之认为不实（非亮先诣备，明矣）。但他同时也表示不可理解。裴松之说：“虽闻见异词，各生彼此，然乖背至是，亦良为可怪。”其实这事并不可怪，道理马上就要讲到。事实上，《魏略》和《九州chūn秋》的说法虽然是非主流观点，也并非没有人支持。刘啸先生的《“三顾茅庐”质疑》就赞成此说。刘啸先生认为，许多人只看到了刘备求贤若渴的一面，没看到诸葛亮其实更需要刘备。第一，诸葛亮是一定会要出山的，而刘备则是他最愿意选择的老板。如果一定要等刘备三顾茅庐才肯出山，岂非等于说：“你刘备不来请我三次，我这辈子就在南阳耕地算了。”这是不通的。第二，刘备虽然急需人才，但在遇到诸葛亮以前，他需要的是一群人，即一群“贤臣”，并不一定非得是谁不可；而诸葛亮需要的却是一个人，即一个“明君”，那就是刘备。诸葛亮的选择余地更小，甚至别无选择。第三，以诸葛亮之敏锐，他发现刘备应该比刘备发现他早。既然机会对于他只有一次，他又岂肯在隆中坐等“三顾”？何况当时形势急如燃眉，哪里还有在隆中摆架子的时间？因此刘啸先生说，三顾茅庐的逻辑结论“实在叫人难以接受”。
　　刘啸先生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，但《出师表》的说法也无法否定。《出师表》（即通常所谓《前出师表》）为诸葛亮所作，是没有问题的。在这里，诸葛亮说得很明白：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。由是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。”这就再清楚也不过。第一，刘备确实亲自到隆中找过诸葛亮，而且去了多次。第二，刘备到隆中找过诸葛亮，谈论的是“当世之事”。第三，诸葛亮决定出山辅佐刘备，直接原因是刘备三顾茅庐。“由是”和“遂许”，意思明明白白。古人的自述当然不可全信，但要说诸葛亮凭空捏造一个“三顾茅庐”的故事，无论从诸葛亮的为人看，还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，恐怕都不可能。从他出山到上表，不过二十一年，许多当事人都还健在，诸葛亮就会当面撒谎？
　　所以，陈寿在为诸葛亮做传的时候，不取“登门自荐”说，而取“三顾茅庐”说。另外，陈寿在他的《上〈诸葛亮集〉表》中，也做了很清楚的描述。陈寿说：“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，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。亮深谓备雄姿杰出，遂解带写诚，厚相接纳。”这就把前因后果说得再清楚不过了。但问题是，这种说法实在风险太大，让人觉得这个事情简直就是“传奇”，只怕真是“千年等一回”。我们要问，诸葛亮难道就算准了刘备会“三顾茅庐”么？万一没有，或者只顾了一顾呢？诸葛亮就从此终老隆中了么？再说了，一个“每自比管仲、乐毅”的人，留在隆中干什么呢？建设“社会主义新农村”么？
　　看来，《魏略》和《九州chūn秋》的说法，也是轻易否定不了的。而如果既要接受《魏略》和《九州chūn秋》，同时又不否定《出师表》和《三国志》，就只有一种可能，即两种说法都是事实，而且“登门自荐”在前，“三顾茅庐”在后。也就是说，诸葛亮先去找刘备，刘备也接受了他的建议，但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，于是诸葛亮就又回去了。等到刘备意识到诸葛亮的价值时，只好亲自出马，三顾茅庐，重新把诸葛亮请了出来。正因为有前面的那个曲折，这才需要亲自出马，也才需要“三顾”而不是“一顾”。这可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说法，但这个猜想是不是太大胆了一点呢？
　　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从建安六年（公元201年）到建安十二年（公元207年），刘备在荆州呆了六七年，他和诸葛亮为什么从来就没见过面？要说他们不认识，倒是事实。要说他们不知名，就不对了。至少，刘备“天下枭雄”的名声，诸葛亮应该是知道的。如果刘啸先生的观点成立，那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找刘备，非得等到火烧眉毛才出山呢？反过来也一样。就算诸葛亮沉得住气，刘备也不该六年之后才发现诸葛亮这个一等一的人才呀？也有人说，刘备倒是早就知道诸葛亮了，先前也曾去了两次，都没见着，到建安十二年第三次去才见面。但这也不通。一年之间去了三次还说得过去。六年之间才去三次，可能吗？以刘备的进取心和紧迫感，会这样悠哉游哉地一拖几年，一而再再而三地徒劳往返吗？至于说诸葛亮住得隐秘，不好找，就更加不通。刘备是何等人？他手下那么多爪牙，如果铁了心要找一个人，哪有找不到的？再说诸葛亮又不是隐姓埋名躲避仇家的什么神秘人物，他和荆州官场，和荆州的士人集团、上流社会是有来往的，怎么会找不到？
　　对此，尹韵公先生的解释是：三顾茅庐之前，刘备虽然听说过诸葛亮，但人们的评价不一致。虽然司马徽、庞德公等人称他为“卧龙”，诸葛亮也“每自比管仲、乐毅”，但只有他那个小圈子里的人“谓为信然”，大多数人则不以为然（时人莫之许也），刘备有些吃不准。徐庶推荐诸葛亮时，刘备就说“君与俱来”，可见并未视若神明。这也不奇怪。刘表作为诸葛亮的“姨父”，都不把他当回事，何况刘备？
　　诸葛亮心理上也有阻碍，那就是刘关张的关系太密切。据《三国志?关羽传》，他们三人“寝则同床，恩若兄弟”，关系铁得不能再铁，根本容不得他人插足。也就是说，刘备那个集团，那个小圈子，排他性太强，任何后来者都难以居其上；而诸葛亮的理想，却是要做“首席执行官”的。他是千里马，不能先去拉磨盘。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他宁肯不出山。所以，刘备和诸葛亮都需要有一个观察、了解和试探的过程。
　　这是有道理的。但我认为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，就是年龄。要知道，刘备比诸葛亮整整大了二十岁，而诸葛亮出山时才二十六岁。让一个四十六岁的人，对一个二十六岁的人表示心悦诚服，已属不易，你又怎么能要求他在四十一二岁或者四十三四岁的时候，去拜访一个二十一二岁或者二十三四岁的人？可见这六年功夫是非等不可的。如果不是六年下来，刘备已熬得快要心灰意冷，曹操又正好准备南下，他们再等几年，说不定也有可能。
　　总之，等到诸葛亮已经二十六岁，刘备也已经四十六岁，双方都深感时不我待时，由于某种机缘，他们终于见面。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也无疑至关重要。刘备曾向司马徽请教时事，司马徽说，要成就大业，不能用书呆子。书呆子懂得什么时事？“识时务者在乎俊杰”，我们这里的俊杰就是卧龙和凤雏。刘备问他们是谁，司马徽说就是诸葛亮和庞统。
　　徐庶的推荐则无疑更直接。徐庶对刘备说，诸葛孔明可是一条卧龙，将军难道不想见他一见？徐庶是刘备器重信任的人（先主器之），他的话自然靠得住。刘备便说，那就请他和足下一起来吧！徐庶说，这个人是不可以随便召唤的，将军还是屈尊去拜访他吧！
　　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，就是我认为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，不能简单地看作他们的个人行为。我们知道，荆州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。除了本土的人才，还有中原地区避难而来的士人。这些人关心国家大事，也关注荆州的安危。当他们发现刘表不足依靠时，势必寄希望于号称“天下枭雄”的刘备。于是，一部分愿意效力的（比如徐庶），就开始团结在刘备周围，形成《三国志?先主传》所谓“荆州豪杰归先主者rì益多”的局面；而那些无意出山的（比如司马徽），则会帮助刘备发现人才。所以，这应该看作荆州士人集团的集体推荐。
　　也是刘备福至心灵了。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，求贤若渴也好，信任徐庶也好，急病乱投医也好，总之，刘备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他决定放下皇族和长辈的架子，亲自去拜访那个比自己小了二十岁，又没有什么职务头衔的年轻人。拜访之前，诸葛亮是否找过刘备，我们已无法确知。在我的“假说”成立之前，我们只能说，三顾茅庐可以肯定，登门自荐暂且存疑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刘备三顾茅庐，是见到三次，还是只见到一次？
　　有学者（比如尹韵公先生）认为是见了三次，谈了三次。这是有可能的。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和陈寿的《上〈诸葛亮集〉表》，一则说“三顾臣于草庐之中”，一则说“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”，都是这个意思。至于《诸葛亮传》说“凡三往，乃见”，也不是去了三次才见到。这个“乃”，和“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”　的“乃”一样，是“于是”、“就”的意思。因此，“凡三往，乃见”应该翻译为：一共去了三次，就见面了。
　　如果这样说还不明确，那么唐人的理解或许可以参考。杜甫说“三顾频烦天下计”，周汝昌先生解释“频烦”就是“屡屡、几次”，还特别说“不是频频烦请”。当然不是。因为三顾的“顾”，并非“聘请”，而应理解为“咨询”、“顾问”。甚至“三顾”也不一定就是实指，即只去了三次，也可以理解为多次，即“再三”、“频繁”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刘备多次光顾隆中，向诸葛亮请教“当世之事”，两人越谈拢，越谈越投机，于是诸葛亮决定出山辅佐刘备。是啊，这两个人的合作是何等重要，哪里能只谈一次就拍板的呢？
　　所以，《三国演义》之“刘玄德三顾草庐”就是地地道道的演义了。其实，即便所谓“凡三往，乃见”是去了三次才见到，罗贯中编的故事也是演义。不过这个演义实在精彩，也很有意思。刘备第一次去，罗贯中为他安排的节目，是先听歌，再看山，再碰钉子，再观景，再见崔州平。山是“清景异常”，景是“观之不已”，人是“容貌轩昂”，而且不同寻常：童子不懂事，农民会唱歌，朋友满腹经纶。这一番看得刘备是目瞪口呆大开眼界赞叹不已，只觉得这隆中这地方真是神秘莫测，那卧龙岗上藏着的必是高人。
　　第二次去，就没有必要再看景了，只看人。先见其友，次见其弟，再见其岳父。如果说上一次只是让刘备开了眼界，那么，这一次就让刘备更加按纳不住。你想，诸葛亮的朋友、弟弟、岳父都如此地超凡脱俗，诸葛亮本人还了得吗？
　　所以第三次刘备就要择吉斋戒，沐浴更衣了。而且，离草庐半里，就要下马步行；到草堂之外，就要拱立阶下；诸葛亮高卧不起，他就要一等再等了。那心情，已不像一个礼贤下士的招聘者，倒像是上门求婚的痴情人。
　　实际上刘备初入隆中，刚刚听了歌，看了山，便已肃然起敬。因此当他“亲叩柴门”与童子对话时，便有了些《西厢记》里面张生见红娘的味道。张生见红娘时是怎么说的？“小生姓张，名珙，字君瑞，本贯西洛人也，年二十三岁，正月十七rì子时建生，并不曾娶妻。”结果被红娘抢白：“却是谁问他来？”刘备怎么说？“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。”结果也碰钉子：“我记不得许多名字。”两个场景，岂非神似？
　　当然相似的。如果说戏剧中的崔莺莺是“待字闺中”，那么，小说中的诸葛亮就是“待价隆中”。他们都是心气极高的人，决不肯随随便便就“以身相许”。所以，他们都必须摆足了架子，做足了文章，吊足了胃口，以保证对方的诚意经得住考验。
　　另一方的情况则略有不同。张君瑞对崔莺莺，自然是一见钟情；刘玄德对诸葛亮呢，按照罗贯中的说法，也是相见恨晚。刘备怎么就那么想见诸葛亮呢？因为“水镜先生”已经让他意识到，自己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，是缺少一个可以运筹帷幄总揽全局的智囊型人物，一个当代的姜尚和张良。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徐庶，又走了。其实，徐庶离开刘备，是在诸葛亮已经出山之后。《三国志》的记载很清楚，诸葛亮出山以后，曹操南征，刘琮投降，刘备“率其众南行，亮与徐庶并从，为曹公所迫破，获庶母”，《三国演义》改成了“元直走马荐诸葛”。这一改，就改出问题来了。请问，徐庶既然知道诸葛亮是经天纬地的政治天才，为什么早不推荐，非得要等自己走了才说？这岂非等于说徐庶害怕诸葛亮抢了自己的地位和风头吗？罗贯中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便安排徐庶在推荐了诸葛亮之后，又特地去做说服动员工作，结果被诸葛亮臭骂一通。也就是说，徐庶之所以早不推荐，是因为他知道诸葛亮不肯出山。但这样一来诸葛亮的道德品质就成问题了。一个“每自比管仲、乐毅”的人，偏说徐庶的推荐是把自己当替罪羊、牺牲品，还要勃然变sè，这也未免太矫情了吧！罗贯中想帮诸葛亮抬价，结果却是给他的脸上抹黑。这和“状诸葛多智而近妖”一样，都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。
　　前面讲的那个故事也如此。尽管罗贯中说得天衣无缝，实际上处处露出马脚，让人一眼就看出刘备在隆中的那些奇遇和巧遇，其实都是诸葛亮的刻意安排。什么会唱歌的农民，不懂事的童子，满腹经纶的朋友，道貌岸然的丈人，都是诸葛亮的“托儿”。其目的，就是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，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。
　　所以，《三国演义》里面这个“三顾茅庐”的故事，完全可以看作三国版的营销学教材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刘备好比投资方。他要买断诸葛亮，又不知道货sè如何。这倒也是商家的正常心理，但于刘备为尤，因为《三国演义》里面刘备这家公司的资本，是他打着“皇叔”的招牌忽悠来的；而他这个“皇叔”身份虽非假冒伪劣，却也含金量不高，有点“注水猪肉”的意思。因此刘备就会想，我这个“皇叔”是注水猪肉，诸葛亮那个“管仲”、“乐毅”就货真价实？我刘备可以忽悠天下，诸葛亮就不会忽悠我？这就要探个虚实。所以，他听了徐庶的推荐后，并没有像老祖宗刘邦那样冲动。刘邦听了萧何的推荐，立即就拜韩信为大将军，刘备却得先看看再说（当然他手上的官帽也不多）。所以他的三顾茅庐，表面上看是礼贤下士，实际上是实地考察。刘备这点小心眼，以诸葛亮之聪明，哪里会看不清？便给他来了个yù擒故纵曲径通幽。这就是我对“罗贯中版”之“三顾茅庐”的理解。
　　这当然未免有点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。它只是我的一点“个人意见”，连“时代意见”都算不上，更非“历史意见”，也不会是罗贯中的意见。那么，罗贯中为什么要这样写呢？我想原因之一是为了好看。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，不管相信不相信，都承认这故事实在精彩。另一个原因，则可能是寄托了罗贯中自己的人生理想。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，据说曾经当过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僚。明代王圻的《稗史汇编》说他“有志图王”，只不过壮志未酬而已。因此，他在写作《三国演义》时，难免会借古人之杯酒，浇心中之块垒，把自己的理想抱负投shè到人物身上。其实，像他这样的古代读书人，是差不多都有“诸葛亮情结”的。他们敬佩诸葛亮的才智，仰慕他的人品，感动他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，叹息他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。他们和诸葛亮之间，几乎处处都有共鸣。
　　问题是，历史上和诸葛亮一样具有这些优秀品质的人并不在少数，成为读书人精神偶像的也还有一些，为什么诸葛亮最受崇拜呢？原因之一，我认为就在“三顾茅庐”。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有一种矛盾心理。一方面，他们希望出将入相，建功立业，至少也得谋个一官半职，以便光宗耀祖。另方面，他们又很清高，很脆弱，碰不得钉子，受不了冷遇。没错，“男儿本自重横行”，但那也得“天子非常赐颜sè”呀！最好是那机会，那职务，那乌纱帽不用自己去求，去考，是人主恭恭敬敬给你送来，八抬轿子请你出山。诸葛亮享受的就是这种待遇。他就是刘备“请”出山的，还请了三回，实实在在给足了面子。
　　这就太让人羡慕了，也太让人向往了，因此必须大书特书。读书人是没有什么权力的，能够有的也就是“话语权”。那还不把文章做足？“罗贯中版”之“三顾茅庐”就这样诞生。但可惜，这是罗贯中的诸葛亮，未必是真实的诸葛亮。
　　其实，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际遇，是刘备“三顾茅庐”，还是诸葛亮“登门自荐”，以及刘备是否去了三次，见了三次，谈了三次，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谈了什么。无疑，如果他们真的谈了多次，我们现在是不可能完全和准确地知道其内容了。我们所能知道的，是结论性的意见，这就是著名的《隆中对》。诸葛亮的政治天才，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两个人之间的对话，也充满张力，其戏剧性决不亚于罗贯中的“刘玄德三顾草庐”。
　　更有意思的是，早在建安五年（公元200年），也就是刘备和诸葛亮相见的七年前，就有人为孙权做了类似的战略规划，堪称“孙权版”或者“东吴版”的《隆中对》。这个人和诸葛亮一样，也预见到了“天下三分”的结果。或者说，也制定了“三分天下”的战略目标。那么，这个人是谁？他那个“孙权版”或者说“东吴版”的《隆中对》，和诸葛亮的《隆中对》又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妙呢？
　　请看下集：隆中对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