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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 魏武挥鞭 第七集 先入为主

所属书籍: 易中天品三国

曹操的政治天才,集中表现在他迎奉天子迁都许县这件事上。这件事的动机,可以有两种解释。一种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,必须维护作为国家统一象征的皇帝,铲除导致国家分裂的诸侯,即“奉天子以令不臣;另一种解释则是曹操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,把皇帝作为牌来打,趁机消灭异己,即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。那么,曹操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?
  上一集我们讲到,曹操到洛阳见到皇帝以后,便采纳董昭的计谋,把天子客客气气地请到了自己的根据地,从此迁都许县。许多人认为,曹操开始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了。但我们前面说过,曹操的政治纲领,是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,而不是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。那么,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?
  是袁绍的谋士说的。
  袁绍有两个谋士说过这句话,一个是沮授,一个是田丰。沮授的说法是“挟天子以令诸侯,畜士马以讨不庭”,田丰的说法则是“挟天子以令诸侯,四海可指麾而定“。田丰的说法见于《三国志?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献帝chūn秋》,沮丧授的说法见于《三国志?袁绍传》裴松之注引《献帝传》。沮授的说法在前,而且详尽,我们就说沮授。
  沮授是袁绍从韩馥手里骗倒冀州之后,顺便接收的谋士之一。袁绍的水平比韩馥高多了,沮授当然愿意为他效劳。据《三国志?袁绍传》,沮授投靠袁绍后,两人有过一次谈话。正如毛玠的谈话可以算作“曹操版”的《隆中对》,沮授的谈话也可以算作“袁绍版”的《隆中对》,而且说得文采飞扬。沮授说,将军您是一个旷世英雄、少年才俊。年纪轻轻刚一进入朝廷,就名扬四海(弱冠登朝,则播名海内);面对董卓的倒行逆施,您表现得大义凛然(值废立之际,则忠义奋发);单枪匹马突出重围,董卓就心惊胆战(单骑出奔,则董卓怀怖);渡过黄河就职渤海,渤海就伏首称臣(济河以北,则渤海稽首)。您依靠渤海一个郡的力量(振一郡之卒),获得了冀州一个州的拥戴(撮冀州之众),真可谓“威震河朔,名重天下”呀!现在天下虽然还不太平(黄巾滑乱,黑山跋扈),但是,又有谁能阻挡您前进的步伐呢?您现在“举军东向,则青州可定;还讨黑山,则张燕可灭;回众北首,则公孙必丧;震胁戎狄,则匈奴必从”,完全可以“横大河之北,合四州之地,收英雄之才,拥百万之众”,成为举世瞩目举足轻重的救世英雄。那时,您就应该把皇上从长安迎回来(迎大驾于西京),在洛阳恢复社稷和祖庙(复宗庙于洛邑),然后“号令天下,以讨未服”。将军有了这样一个政治优势,又谁能够和您一争高下呢(以此争锋,谁能敌之)?用不了多久,就大功告成了(比及数年,此功不难)。这话说得袁绍也热血沸腾,当即表示“此吾心也”,可惜并未实行。
  这事后来又议过一次,而且话说得更明确,时间则是在曹操迎奉天子前不久。据《三国志?袁绍传》裴松之注引《献帝传》,沮授说,自从董卓造孽,天子流离失所,宗庙破败毁坏,各路诸侯名义上大举义兵,实际上自相残杀(外托义兵,内图相灭),没有一个尊崇天子体恤百姓的(未有存主恤民者)。现在,将军您已经初步安定了州域,就应该迎奉天子定都邺城,“挟天子而令诸侯,畜士马以讨不庭”,又有谁能够抵挡您呢?
  这话袁绍倒是听进去了,可惜其他人反对。反对的人,据《献帝传》说是郭图,但《三国志》说郭图说赞成的,而且说主张“迎天子都邺”的正是郭图。这个我们也弄不清楚。反正那些人七嘴八舌说大汉王朝眼看就要完蛋了,咱们还去扶它,不是没事找事吗?现在大家都在问鼎中原。这个时候,先下手为强,先得手为王。如果把皇帝这宝贝弄到身边来,天天向他请示,事事向他汇报,实在麻烦。听他的吧,显得咱没分量(从之则权轻);不听他的吧,说起来又算是违命(违之则拒命),实在划不着(非计之善者也)。袁绍自己呢,一想到献帝是董卓拥立的(天子之立非绍意),心里就犯恶心,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  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。袁绍一再犹豫,曹操就抢了先。这一回轮到袁绍大跌眼镜了: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县后,不但没有损失什么,或受制于人,反倒捞到了不少实惠。他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,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(收河南地,关中皆附)。更重要的是,他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,不但自己成了匡复汉室的英雄,有了“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”的地位,而且把所以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。从此,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、扩大地盘,还是讨伐异己、打击政敌,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,再不义也是正义的。对手呢?则很被动。他们要反对曹操,先得担反对皇帝的风险。即便打着“清君侧”的旗号,也远不如曹操直接用皇帝的名义下诏来得便当,来的理直气壮。比如后来袁绍要打曹操,沮授和崔琰便都说“天子在许”,攻打许“于义则违”。诸葛亮也说曹操“挟天子而令诸侯,此诚不可与争锋”。曹操捷足先登,占了个大便宜。
  袁绍则吃了个大亏。据《后汉书?袁绍传》,曹操刚把天子迎到许县,就一本正经地以皇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,责备他“地广兵多,而专自树党”,没见他出师勤王,只见他不停地攻击别人。袁绍接诏,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,却也只好忍气吞声上书为自己辩解一番。后悔之余,袁绍又想出一个补救办法。他以许都低湿、洛阳残破为由,要试图和曹操共享这张王牌。这可真是做梦娶媳妇,尽想好事。曹操肚子里好笑,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。这时,袁绍的谋士田丰对他说,迁都的事既然办不成,那就赶紧打许县的主意(徙都之计,既不克从,宜早图许,奉迎天子),否则就来不及了。袁绍不听。
  实际上,这事从一开始曹操就高了袁绍一头。高在哪里?高在格调,高在品位。要知道,沮授的建议(挟天子而令诸侯)是不可以和毛玠的建议(奉天子以令不臣)等量齐观的。道理上一集讲过:奉,是尊奉、维护;挟,是挟持,利用。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的目的是要实现国家统一,“挟天子而令诸侯”的目的是要实现个人野心。一个光明磊落,一个鬼鬼祟祟,岂能同rì而语?毛玠说得对,“兵义者胜”。不义,气度上就差了一截。
  退一万步说,就算曹操接受毛玠的建议迎奉天子,并非真心要把行将就木的汉室再扶起来,不过只是把皇帝当牌来打,策略上也比袁绍高明。因为皇帝不但可以当牌打,而且是张好牌。这张牌,好就好在它既虚又实。说它虚,是因为这时的皇帝,不要说“干纲独断”,就连人身zì yóu都没有,完全听人摆布,有如提线木偶。所以,它是一张可以抓到手的牌。说它实,则是因为尽管谁都知道这皇帝是虚的,是个摆设,可又谁都不敢说他是虚的,可以不要,就像童话里谁也不敢说那皇帝没穿衣服一样。皇帝有个什么吩咐,有个什么号令,大家也都得装作服从的样子(事实上有些事还得照着做),不敢明目张胆唱反调。惟其如此,当时敌对的双方便都要宣称自己的行动得到了皇帝的授权。在朝的逼着皇帝下诏书,在野的则谎称有皇帝的密诏,这样他们的行动才师出有名,才有正义的性质。所以,皇帝又是一张有用的牌,而且是王牌。只要这张牌是王牌,你管他是哪儿来的?
  至于说把皇帝弄到身边,事事要向他请示,不如远离皇帝可以随心所yù,为所yù为,则更是典型的山大王意识,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。天高固然皇帝远,但那皇帝如果是傀儡,近一点岂不更便当?请示汇报,磕头行礼当然还是要的。但只要稍微有点头脑,就该知道那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。那小皇帝当时才十六岁,还是个孩子。先是被捏在董卓手里,后来又被捏在王允等人手里,从来就没有真正掌过权。李傕、郭汜火并,在长安城里兵戎相见,皇帝派人两边讲和,谁也不买他的帐。可见这位堂堂天子,不要说号令天下,就连当个和事佬都当不成。这样可怜的皇帝,到了袁绍这里,怎么会摆天子的谱,和袁大人过不去呢?政治斗争和做生意一样,讲究的是抢占商机。王牌只有一张,你不去抢,就会有别人抢。沮授就说:“权不失机,功在速捷”,“若不早图,必有先人者也”。可惜袁绍听不进去。
  可见,迎奉天子这事,也有两说。毛玠是一种说法,沮授是另一种说法。那么,曹操的真实想法是什么?他是要“挟天子以令不臣”呢,还是要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呢?
  曹操的谋士显然是主张前者的。毛玠是这个观点,荀彧也是这个观点。荀彧原本是袁绍的人,但他“度绍终不能成大事”,早在汉献帝初平二年(公元191年)就离开了袁绍投奔了还只是东郡太守的曹操,曹操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张良啊!建安元年(公元196年),曹操决定迎奉天子的时候,许多人都不赞成的(诸将或疑),是荀彧和程昱坚决支持。程昱说过什么我们已无从知晓,荀彧的说法则记载在《三国志?荀彧传》中,我们且看他怎么说。
  荀彧说,第一,搞政治斗争,必须正义,至少要有一面正义的旗帜。想当年,晋文公迎奉被王子带驱逐的周襄王返回王城,结果诸侯影从;高皇帝为被楚霸王杀害的楚怀王披麻戴孝,结果天下归心。这就是正义旗帜的号召力。第二,将军您一贯正义。董卓祸乱国家的时候,是您第一个举起正义的旗帜兵付诸行动(首唱义兵);天子颠沛流离的时候,又是您冒着天大的风险派去了使节(蒙脸通使)。这说明什么呢?说明您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王室(乃心无不在王室),您的夙愿是要匡复天下啊(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)!现在,天子正在颠簸(车驾旋轸),洛阳一片破败(东京榛芜),忠义之士无不希望捍卫国本(义士有存本之思),人民群众怀念大汉往rì的辉煌而更加悲伤(百姓感旧而增哀)。那就应该立即行动起来,做将军一直想做的事。错过了时机,人心就会大乱。等到大家都想搞分裂(四方生心)的时候再来收拾局面,恐怕就为时太晚了。
  为此,荀彧向曹操提出了三大纲领,即尊奉天子以顺从民意(奉主上以从民望),大公无私以降服豪强(秉至公以服雄杰),弘扬正义以招揽英雄(扶弘义以致英俊)。荀彧说,“奉主上以从民望”,是最大的趋势,即“大顺”;“秉至公以服豪杰”,是最大的战略,即“大略”;“扶弘义以致英俊”,是最大的德行,即“大德”。大顺至尊,大略至公,大德至义。有此三大纲领,就堂堂正正,气壮山河,无往而不胜。即便有人唱反调,闹别扭,倒行逆施,那也只能是小丑跳梁,螳臂挡车,自取灭亡。
  荀彧这段话说得大义凛然,不能不让曹操肃然起敬。如果比较一下荀彧和沮授的说辞,则品位和格调的高下就一目了然。荀彧着眼于“义”,沮授着眼于“利”。荀彧始终紧扣一个主题:捍卫现任皇帝,就是维护国家统一,这是“大义”。沮授则反复强调一个策略:掌握现任皇帝,就能拥有政治资本,这是“大利”。所以,他们都认为必须抓紧时机,但着眼点不一样。荀彧说,等到大家都想搞分裂的时候再来收拾局面,就为时已晚。沮授则说,如果不先下手为强,让别人把皇帝这张牌抢走了,就来不及了。当然,沮授也说了“今迎朝廷,至义也”的话,但说得轻描淡写。轻描淡写倒不见得就是沮授格调低,归根结底还是袁绍格调低。谋士要说服东家,总是要顺着对方的心思说的。沮授晓之以“利”,说明袁绍重“利”;荀彧晓之以“义”,说明曹操重“义”。至少,在公元196年的时候,曹操是重“义”的,或装着重“义”的样子。
  不过,任何说法和决策都是双刃剑。毛玠和荀彧为曹操设定的这个“政治正确”和“正义旗帜”,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,也给曹操戴上了紧箍咒。尤其是荀彧提出的尊奉天子、大公无私和弘扬正义这三大纲领,全方位地遏制着曹操的个人野心;而“乃心无不在王室”和“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”这两句话,则等于用曹操自己的话把曹操管得死死的,使他终其一生都不敢取现任皇帝而代之,悍然称帝。也许正是这个原因,曹操在自己野心膨胀的时候对他们产生了怨恨。荀彧被逼迫自杀,毛玠也下了大狱,差一点死掉。
  这当然是后话。在公元196年这个时候,曹操基本上还是想做“乱世英雄”的,也是主张尊奉现任皇帝,维护国家统一的。据《三国志?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魏书》,六年前袁绍提出要另立刘虞为帝时,曹操就曾这样回答袁绍。曹操说,董卓的罪恶,暴于四海。我们的联军之所以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护和响应,就因为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。现在皇上年幼,势单力薄,受制于奸臣,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。一旦更换,天下还有谁能安心?最后,曹操悲愤地说:“诸君北面,我自西向!”也就是说,你们到幽州朝拜新的皇帝去吧,我自己一个人西进长安,到那里保卫当今皇上去!
  曹操这段话不长,意义却很重大。它清楚地表明了曹操的政治立场:主张统一,反对分裂,因为分裂意味着战争,也意味着人民的痛苦。曹操曾经写过一首诗,叫《蒿里行》,回顾了关东联军四分五裂的故事,描绘了战争状态下人民的痛不yù生。那可真是哀鸿遍野,饿殍遍地,惨不忍睹。曹操说:“关东有义士,兴兵讨群凶。初期会盟津,乃心在咸阳。军合力不齐,踌躇而雁行。势利使人争,嗣还自相戕。淮南弟称号,刻玺于北方。铠甲生虮虱,万姓以死亡。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。生民百遗一,念之断人肠。”这种景象,曹操他看不下去。
  因此曹操坚决主张国家的统一,并为此奋斗终身。国家要统一,就要有一个统一的象征。在当时的情况下,这就是皇帝。皇帝是谁并不重要。如果条件成熟,自己来当也不是不可以,但不能没有,也不能有两个。他反对董卓,是因为董卓把皇帝搞得等于没有。他反对袁绍,是因为袁绍要把皇帝搞成两个。他坚持不退出政治舞台,而且在条件实际上已经成熟的时候也不取代汉献帝,则因为“设使国家无有孤,不知当几人称帝,几人称王”。所以,为了国家的统一,他宁肯自己忍住,也不能弄出一大堆皇帝来。
  当然,要说曹操这时一点个人野心都没有,也不是事实。据一条不太可靠的史料,即《三国志?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张璠《汉纪》,当时有个名叫王立的太史公,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对皇帝说,天命有去就,五行不常盛。替代汉的必定是魏。能安定天下的,也只有曹氏。曹操听说这话以后,就让人对王立说:“知公忠于朝廷。然天道深远,幸勿多言。”这事十分靠不住,尤其是“承汉者魏也”这句话,不大可能在曹操刚刚迎奉天子的时候就有人说出来。不过该书所引曹操的话,倒符合他心理的真实。这个时候,曹操可能已经有了野心,至少这话他听了心里舒服,但他知道不能说。
  不能说,不等于不能做。曹操迁都许县以后,便悄悄地开始由“奉天子”变成“挟天子”。这个转变是有意还是无意的,是早有预谋还是顺其自然,现在已经弄不清了。反正曹操越来越专横,越来越跋扈,越来越霸道,越来越不把皇帝当皇帝,皇帝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是从“被尊奉”变成了“被软禁”,终于在建安五年(公元200年)发生了所谓“衣带诏”事件。这件事《三国志》和《后汉书》都有记载,当是事实。《三国志?先主传》说:“献帝舅(岳父)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,当诛曹公。……事觉。承等皆伏诛。”《后汉书?献帝纪》也说:“五年chūn正月,车骑将军董承、偏将军王服、越骑校尉仲辑受密诏诛曹操,事泄。壬午,曹操杀董承等,夷三族。”我们知道,汉献帝是在动乱中和灾难中成长起来的,早就养成了逆来顺受的隐忍功夫。如果不是被逼无奈忍无可忍,应该不会下此密诏,可见曹操当时猖狂到什么程度。
  不过这事也很难讲,因为正史所载也未必是实。陈迩先生就说“衣带诏”事件“实千古之疑案”,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也表示怀疑。这事我们以后再说。其实,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并不矛盾。因为要维护国家统一,就必须铲除导致国家分裂的诸侯,而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,也必须消灭异己。目的虽不一样,事情和结果却是相同。这事在曹操那里就更不矛盾,因为他的个人野心已经和国家的统一大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。曹操很清楚,他要实现个人野心,就得实现国家统一;只有实现国家统一,他才能实行个人野心。因此,在战略上,在大庭广众之中,他必须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;在策略上,在私下里,则不妨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。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是口号,是旗帜。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是手段,是牌。什么时候举旗,什么时候打牌,什么时候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,什么时候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他心里清清楚楚,而且做起来游刃有余。
  何况这事还有另一个好处,那就是曹操将能够比谁都更为有利的网罗人才。他可以用中央zhèng fǔ的名义广纳贤良甚至招降纳叛,那些希望为国家效劳为天下出力的人,也只有到他的zhèng fǔ里来,才显得名正言顺光明正大。这也是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必须把他定位为“汉贼”,把曹操和汉室区别开来的原因之一。但不管怎么说,曹操在这方面要比他们便当。因为替皇帝效劳总比替诸侯效劳正当,而替皇帝效劳和替曹操效劳实在难以区分。至少,曹操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和国家的俸禄为自己的人才加官进爵。官位是国家的,人才是自己的,曹操这笔生意做的合算。
  总之,把皇帝弄到许县以后,曹操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他拥有了最大的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源。于是,曹操一只手高举起维护汉室这面在当时是正义的旗帜,号召天下,号令诸侯,俨然大汉王朝的救世主;另一只手却从背后悄悄地拔出了刀子,而且出手极快。他要用这把刀,荡平四海,一统九州。那么,曹操他顺利吗?
  请看下集:鬼使神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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